论反恐:宗教外衣与政治胚胎

 反恐,据说是当今显学。但是,迄今为止,专家们对恐怖活动的说法绝大多数都是云山雾罩,玄而又玄。说起恐怖活动产生的原因和有效的应对措施,还不如人们对感冒的应对办法多、套路圆滑。

人类对感冒病源的认识,虽然还处于混沌的状态,但是,人类对感冒的处理与控制,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套路。一说感冒的症状,大家认识基本趋同,流鼻涕,打喷嚏、作冷、感冒后浑身乏力等等;一说感冒的类型,随着环境及人类的进化,感冒的类型也五花八门,最新的一种就是大多数人不名所以的H7N9,有点像诸如叙利亚或者伊拉克新派生出来的恐怖组织;一说原因,不清楚,至少是说不太清楚。

论反恐:宗教外衣与政治胚胎

最受关注的ISIS如今几乎成了极端组织的代名词

来源:CNN

但是,人类对反恐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对感冒的研究,认识更加模糊,处方药更是少得可怜。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歪嘴和尚念经太多了。

那么,恐怖活动真的就说不清楚吗?如果我们沿着当代西方的话语权设定的路线图望前走,确实是条死胡同,走进去绕不出来。如果我们依照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普世智慧来思考问题,其实大体上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判断分析恐怖活动,我们认为有一个主要标准、两个辅助标准。

主要标准是产生恐怖活动的意图,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恐怖活动?总体上,我们认为是政治原因,换句话说就是恐怖组织及其实施的恐怖活动追求的是某种政治目标或政治利益。

辅助标准就是产生恐怖活动的宗教原因,以及恐怖活动的手法,这是等而下之的参照系数。从这三个等级递减的标准,我们可以给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号号脉,出出方子,估计比这样那样的会议来得简洁有效,约等于感冒了多喝水。

政治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恐怖活动的原因。一个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感冒,这个可以给我们以直观和简单的类比;一个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本书是中外通晓的名著。克氏是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德国出工匠精神,所以用西方的权威来解读西方世界比较普遍、比较活跃的社会现象比较有说服力,毕竟中国的产品世界公信力还不太够。

通常而言,一个人得感冒是心理和生理共同发生变化的结果。当一个人内心焦虑、压力过大的时候,如果适逢天气突然变化或者饮食起居很不规律,孳生感冒的条件就具备了。与此相类似,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国际国内不平等秩序、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以及社会治理紊乱所导致焦虑的混合产物。所以,总而言之,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是政治的产物,要从政治的源头找原因。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的显著特点是使用暴力,“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即物质力量,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力量了;它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作为目的。”

《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来源:conservertivepedia

这段话,通俗一点就是战争是政治,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政治,此其一;战争就是要使用暴力,没有任何一种战争仅仅使用心理战就迫使对方屈服了,即便如此,后面也得囤满了武器弹药(有些可能是伪装的),没有刀把子就吓唬人有点很不靠谱,此其二;战争就是使对方屈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说白了就是迫使对方改变政策,比如哈马斯试图使以色列政府改变定居点的政策,以色列政府定点清除试图迫使哈马斯改变游击战的袭击政策,大体类似,此其三。

克劳塞维茨还认为,“由于厌恶‘残暴’这个要素而忽视了它的性质,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是有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人和人之间的斗争原本就包括两种不同的要素——敌对情感和敌对意图。我们之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来作为我们战争定义的标志,是因为敌对意图带有普遍性,即使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即敌对感情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像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但这种敌对意图的差别并不靠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而是受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的。”

这段话,通俗一点解读就是,在战争的两方,正义和非正义的两端,战争的残酷都是共存的,一方不会使用菩萨的方式,另一方也不是济公,这是克劳塞维茨剥离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后作出的论断。用在解析恐怖活动上,我们就能看到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打掉叙利亚的飞机,炸死若干叙利亚平民,同样是“残暴的”“不仁慈的”,此其一;

战争有敌对情感和敌对意图两个要素引起,但是敌对情感不是主要原因,敌对意图才是战争的真正导火索,点燃这个导火索需要诱因,根本原因则是受当时的社会状态和制度等诸多因素影响。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很长,我们不能全文抄录。这些基本的观点,是我们观察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一个座标,有助于我们从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属性来把握本质。

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与塔利班作战  来源:Youtube

依据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论断,对以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恐怖活动,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相同的论断:恐怖活动无非是国家(政治实体)政治的延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恐怖活动。从根源上说,实施恐怖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不是精神病,它们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标而采取类似于战争的暴力手段。

进一步而言,任何恐怖组织、恐怖活动都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以及政治目标,政治原因和政治目标决定了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实施的内在动机。

有的人会说,那“独狼”式恐怖活动有什么政治目标,都是临时起意或者精神有问题。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则不然。事实上,这些“独狼”基本上都受过关于政治不平等以及国家、民族欺压的宣传,因政治性的鼓动通过宗教的途径为行动找到“合法性”和“正义性”。

理论研究还要回到现实中。根据我们上面的逻辑,全球目前高发的恐怖活动,从政治根源与目标出发,那就变得比较容易界定了:

第一种,以反美反西方为政治目标的暴力行动。目前针对欧洲以及美国的暴力行动处于极为活跃的时期,以英国为例,在不长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数起暴力袭击事件。

这些高频事件的政治根源是西方世界所奉行的霸权主义、高压打击、对资源的掠夺及对阿拉伯世界的歧视政策;政治目标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试图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中国某难民大使所说的“恶之花”结出的果实。

论反恐:宗教外衣与政治胚胎

伦敦恐袭过后民众悼念死难者

然而西方在承受痛苦代价的同时也应反思恐袭根源

来源:Reuters

我们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基督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富有侵略性,在国际关系中遵行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赤裸裸地奉行单边主义,掠夺强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服务于本国的最大利益,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政府的鹰派和小布希总统。

另一方面,社会层次的基督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和亲和力,普通民众的友善和社团组织慈善的事例比比皆是(剔除政治背景不论)。这个分类比较牵强,但是大体可以说明西方政客与政治的虚伪,以及人民的良善,符合二元论。

第二种,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产生的恐怖活动。阿拉伯世界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奉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反过来,以色列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从历史的源头看,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是叔伯兄弟,都是阿拉伯半岛以及圣城附近哺育的兄弟部落与民族,双方从文化上分享了共同的先知,确立了遵从造物主的一神教派,穆罕默德最早期落难的时候到了麦迪那,那里的犹太人部落最初欢迎他的到来,他为此与犹太人签订了盟约书。

但是,二次大战之后英美对中东政策改变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伴随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全球以色列人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发起“返乡运动”,以色列人在神赐的故土复兴了自己的国家。从一个颠沛流离的民族,被德国法西斯和欧洲国家普遍唾弃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在美国的支持下咄咄逼人的刺猬民族。

经过历次中东战争,强悍的犹太人重击了阿拉伯国家脆弱的联盟,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丧失了大片土地,以色列瓦解了“中东的瑞士”黎巴嫩,粉碎了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梦。在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背景下,双方针对彼此的暴力事件一拨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层出不穷,宿怨难解。

第三种,阿拉伯国家内部恐怖活动的政治原因。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恐怖活动,既有美国霸权主义政策介入阿拉伯世界掺合捣乱的因素,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社会矛盾和宗教派系矛盾的产物。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均和政治上对他国的控制,如沙特对叶门的控制,土耳其埃尔多安对“服务国际”的国内外围剿政策以及内部资本势力和民众之间的贫富悬殊及社会矛盾都是内部恐怖活动的诱因。

最值得人们深思的就是土耳其对“服务国际”的策略,以及最近发生的沙特卡塔尔断交事件。“服务国际”和埃尔多安政治与宗教上系出同源,“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个变成了另一个宣传机器之下的恐怖组织,一个变成了道义上的优等生,而美国则拒绝交出“服务国际”的领袖。

至于沙特和卡塔尔,一个是原教旨主义的主要输出者,一个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同情者,似乎就是哼哈二将的关系,突然一个跳出来说另一个是资恐者,怎么看都让人想到“狼和羊”的故事。

论反恐:宗教外衣与政治胚胎

卡塔尔外交危机中沙特对卡塔尔率先发难

来源:Dunya News

美国入侵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扶植这些国家内部的某些反政府势力,其中的一部分势力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摇身一变就成了恐怖组织和恐怖势力。逊尼派和什叶派由来已久的政治权力之争(历史上哈里发阿里与阿以莎、祖贝尔以及与穆阿维叶的权力斗争是根源)是导致教争基础上恐怖活动的根本政治原因。

伊朗发生的针对议会和霍梅尼墓的恐怖袭击,沙特发生的针对麦加大清真寺的恐怖袭击事件(既是内部矛盾的产物,也有你一拳我一脚的味道),以及最近巴基斯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都是这一历史根源在今天的回光返照。而相关穆斯林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与政治斗争往往也是导致国内恐怖事件的主要原因,例如巴基斯坦内部俾路支分裂运动策划实施的恐怖活动,塔利班的恐怖袭击,土耳其对“服务国际”的镇压导致的反弹,都属于内政诱发恐怖袭击事件的类型。

第四种,非穆斯林国家间或内部分裂独立运动导致的恐怖事件。这一类比较典型的就是西班牙的“巴斯克独立运动”与“北爱尔兰军”针对英国统治的暴力反抗。如果英政府强力反对苏格兰的分离运动,加拿大强力反对魁北克的独立运动,同样也会诱发反政府的暴力事件。

中国恐怖活动近几年高发的主要政治原因是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与思潮。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自清代以来不断发展演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高潮,同时存在左翼与右翼的合作与矛盾,右翼主体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左翼的一部分反国民党政府时期是革命加独立,与中共合作以后才放弃独立的立场,左翼的一小部分则自始至终都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可参照潘志平先生的观点);左翼和右翼在一些问题上是心心相通的。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残余一致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三本书”时期对历史有政治目的和倾向的解读又是一个高潮。近年来则渗透到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层次,从而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热比娅、伊力哈木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族分裂主义者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

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和西方世界、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内部反恐完全没有共通性。西方世界反恐以霸权主义、文明冲突为政治基础;以色列反恐以争取最大限度的地缘利益为政治基础;阿拉伯世界反恐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争斗;中国的反恐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保障境内外国民利益,反对民族分裂者的斗争。

在中国当今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民族都没有从统一国家分裂出去的任何理由,所有表现出来的、内在的此种想法,基本都属于通常所说的不着调或者妄想症类。

宗教:恐怖活动的外衣

需要指出的是,宗教只不过是恐怖组织以及其所实施的恐怖活动的外衣,这是问题的所在。

在这里我们对滋生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宗教根源做简要回顾。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全球穆斯林居住区域深入传播及迁徙圣战组织(圣战萨拉非耶,以判定和消灭异教徒为新一轮圣战思想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在穆斯林群体发展组织和成员,各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穆斯林兄弟会极端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不断向所在国家的政府和强力部门渗透,国际恐怖活动更加活跃,更加难以预测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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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各国和美国对穆兄会所下的定义体现其对极端组织的双重标准

来源:The Indepedent

美国新政府和欧洲以“文明冲突论”为决策依据,政治右翼化严重,政策反穆斯林倾向加剧;对中国沉迷于遏制战略,反恐领域坚持双重标准,坚持祸水东移,破坏、阻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企图将中国拖入与国际恐怖势力敌对的泥潭,利用所谓民族问题在我内部培养民族分裂势力与政治敌对势力。

在宗教方面,瓦哈比教义与圣战思想的传播是国际国内恐怖活动活跃的主要原因。瓦哈比教义对穆斯林国家的传播,如输入巴基斯坦的劳工并对他们洗脑,是造成巴基斯坦宗教极端化的主要原因。

巴基斯坦百万计返乡劳工带回了瓦哈比原教旨主义思潮。原本和谐共生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与基督徒,因为瓦哈比教徒的不宽容而使宗教生态恶化,政治生态紊乱动荡,政府在宗教极端化势力的影响下更迭频繁且政治控制力弱化。

沙特与比利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换在比利时建文化中心地产的协定,使沙特可以自由地在比利时建立“租界”并传播瓦哈比教义,瓦哈比教义培养了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极端和圣战思想。中国新疆地区和其他穆斯林区域,一段时间以来因为沙特援建清真寺而迅速地瓦哈比化即是明显例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沙特富油以后,对外援助是有附加条件的,通常称为“对外援助三原则”,即必须是伊斯兰国家或地区,反对共产主义与犹太主义,受援地区要最终实施伊斯兰法。这些原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但潜在的意义不可忽视。所以,瓦哈比教义及与其共生的圣战思想是国际国内恐怖主义活动高发的共同宗教原因,是不同政治目标的宗教外衣。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核心观点是利用宗教外衣发动的恐怖袭击,完全背离了经文的本源,给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首先,目前所发生的恐怖活动,无论是在哪个地区,行动与政治目标基本上都是缘木求鱼和南辕北辙的关系。对美欧西方世界发动的恐怖袭击,破坏了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形象,也使伊斯兰教深陷道义的争议之中。

宗教外衣给了“圣战者”合法性的内在信仰,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则诟病良多。伊斯兰世界发生的问题,应当用政治的方式解决而不是用恐怖活动的方式去解决。

论反恐:宗教外衣与政治胚胎

沙特是极端教派瓦哈比派的输出国

来源:Pinterest

当炸弹袭击了西方世界的普通民众后,沙特王室用真主赐予的石油挣来的美元,4000多亿去购买美国的武器,这些武器用来对付穆斯林兄弟国家叶门、伊朗的穆斯林以及讹诈卡塔尔,这似乎与《古兰经》与逊奈的真理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这些事件说明,伊斯兰世界如果不从内部改良自己的内政,就无法改良国际关系,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践行《古兰经》的真理。

其次,伊斯兰世界发生的恐怖活动无助于改善人民的处境。大量发生在伊斯兰国家的恐怖活动杀伤的主要也是本国的平民,即使把西方的妖魔化剔除在外,暴力行为“残暴”的本质是无法忽略的。

大量的基础设施被破坏,国家的执政能力严重被削弱,不计其数的难民流离失所,这些难道是恐怖活动及其组织的目的?这些在《古兰经》里有任何依据?《古兰经》所提倡的“圣战”实际就是“武装斗争”的意思,这个武装斗争首要的目标就是保护自己的国家和子民,使他们在本世吉庆的途中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是抵御外敌的入侵使自己的国民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这是武装斗争(圣战)的要义。

今天在穆斯林世界发生的恐怖活动,以真主的名义,哪一件是服务于这两个宗旨的。所以,即使是最为极端的复古派也主张“暴君胜于六十年的无政府状态”,当穆斯林一手放在《古兰经》上,一手看到那些难民的悲惨流离,固然要强烈谴责导致这些困境的霸权主义者,对于不理性的恐怖活动恐怕很难找到不反对的理由。

结语

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是政治的产物。有效遏制恐怖组织及其活动需要从国际政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解决的办法。敌对的双方需要从自己的立场后退,更多地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

对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研究的混乱根本原因是过多关注其宗教外衣,而忽视了其政治胚胎。“以时光盟誓,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惟通道而行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古兰经》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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