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穆斯林 也是法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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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杜妮亚(Dounia)时,巴黎恐袭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天。

这座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痊愈着:街上行人匆匆,商店全开,广场边上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人。

伤痕隐藏在更深的地方—— 当我问老板能不能去更安静的二楼拍摄时,老板皱着眉头拒绝了。

 “我看不到你们在上面干什么。我得为安全考虑。”

杜妮亚上身穿着黑色西装外套,头上裹着头巾,黝黑的眼睛笑盈盈的。

杜妮亚在法国南部出生长大,虽然拥有法国和摩洛哥的双重国籍,但她从未去过自己名义上的故乡摩洛哥。对杜妮亚来说,法国就是她当之无愧的祖国。

杜妮亚出生于传统的穆斯林家庭,但她对穆斯林的理解最初局限于文化习俗层面。

比如她会遵从宗教习俗,像其他穆斯林一样过斋月(斋月是伊斯兰历中的第九个月;被许多穆斯林视为一年当中最圣洁的一月。)但她微笑着说:“不过我从没想过背后的宗教意义是什么。”

就像在中国,虽然那里有源远流长的佛教传统,但许多人对佛教的接触也仅止于大年初一到庙里上香。

高中毕业后,杜妮亚独自一人来到巴黎念书。在独自生活的过程中,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开始问自己许多哲学问题,比如“我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会死?”“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吗?”“如果有,那个世界会是啥样的?””

她开始认真阅读古兰经。遇到难解的问题,她会向伊玛目(伊斯兰学者、宗教领袖)请教。杜妮亚强调道:“我不会随便去街上拉一个人来问,我会请教那些真正懂得古兰经的人。”

在她19岁这一年,杜妮亚选择了戴上头巾。

这个决定给她带来不少麻烦。杜妮亚的梦想是成为法国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她在大学主修了政治科学,还在联合国实习了六个月。但根据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职人员不能佩戴带有明显宗教意义的装饰,而头巾正是其中一种。

这个“二选一”的抉择让杜妮亚非常为难,甚至考虑是否要放弃在法国担任公职,转而去公职人员可以佩戴头巾的摩洛哥工作。和她一样,她的一个律师朋友也面临这个难题:“她每天上班前把头巾摘下来,下班后再带回去。她说这感觉很不好—她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如果你不带头巾,你的家人会反对吗?”我问。

 “刚好相反!”杜妮亚忍不住笑了。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戴头巾的,家人有时还会嘲笑我太“极端”,他们常常劝我把头巾拿掉,不要因为这个耽误前程。” 杜妮亚的爸爸、妈妈在孩童时期便随父母来到法国,并在这里落地生根。

家庭成员在遵守宗教习俗上存在分歧的现象并不少见。我在爱尔兰时就认识一对穆斯林姐妹:姐姐戴头巾,穿长及小腿的特制外套,决不在摆着酒精饮料的桌子旁坐下。妹妹不仅不带头巾;在参演话剧《夏洛特的网》时,还穿着紧身芭蕾舞服扮演剧中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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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妮亚在咖啡馆接受采访

戴头巾给杜妮亚带来的压力还有显而易见的人身威胁。

根据法国“反对‘仇恨伊斯兰教’国家观察站”的结论,自2015年1月7日“查理周刊”袭击案发生以来,全法境内反穆斯林暴行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仅在1月份,该组织便收到了147起举报,超过了去年举报数的总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巴黎恐袭案让法国反穆斯林情绪再次高涨,仅袭击案发生后的一周内就发生了至少32起反穆斯林暴行,有人在清真寺上喷涂“红十字”或其他侮辱性话语,甚至当面对穆斯林进行口头或者肢体攻击。

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暴行80%以上针对的是穆斯林妇女。

杜妮亚是幸运的,因为她还从未遭受过任何语言或肢体上的直接攻击。困扰她的更多的是人们一样的目光。

 “自从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地铁上便经常有人盯着我看。我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微笑,试着和他们聊天。”

相比之下,杜妮亚的两个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走在街上时,有人对她们大喊“这不是你们的国家,滚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

 “可她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啊!”杜妮亚难以置信地补充道,浅啜了一口杯里的咖啡,略带疲色。

杜妮亚服务于一个学生组织“法国穆斯林学生会”(EMF)。这个组织于26年前成立,在法国各地拥有21个分支机构,定期举行多种活动为穆斯林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提供帮助。巴黎恐袭案发生以来,杜妮亚和她的同事们便一直在紧张地筹备着一个和平宣传活动。活动的名字叫“团结一致”(Nous Sommes Unis)——杜妮亚反复强调,她发动这次和平宣传活动只是因为她是法国公民,而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温和派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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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穆斯林学生会”举着写了“团结一致”的纸牌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活动选择了“团结一致”作为口号,而不是“别以我的名义”(Not In My Name,是全球穆斯林发起的一场谴责“伊斯兰国”打着伊斯兰旗号为己正名的活动),尽管后者更加流行。

活动时间快到了,我们跟着杜妮亚来到了散落着鲜花、蜡烛、哀悼的人们和记者的共和广场。

志愿者已经在广场上集结,所有人都冻得瑟瑟发抖。就在采访的一个小时内,气温就从15度骤降到了5度,还飘起了冰冷的小雨。

活动场面比我预想地热烈许多,路过的行人纷纷围了上来。我垫着脚尖跳跃了一分钟才拿到题字用的马克笔,在白板上用中文写下“团结一致,世界和平”。马克笔继续在跳跃的人群中穿行,人们纷纷写下对和平的期待。

我拉着杜妮亚问道:“既然IS拿伊斯兰教当幌子,那么以温和穆斯林的身份宣传不是更有针对性么?为什么你只愿意以法国公民的身份发动这个活动?”

杜妮亚听后,几乎是唯一一次略带嘲讽地答到:“没事的时候,要我们“政教分离”,压抑我们的宗教表达;有事的时候,又号召我们搬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说事儿—这不是两面派是什么?!”

杜妮亚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小野洋子的一件装置作品,是一扇被子弹穿过的玻璃窗。从这一面看,你看到的是袭击者的视角;从那一面看,你看到的将是中弹者的视角。

我希望这篇采访成为一个路标,让习惯于站在玻璃这一面的人们,偶尔也能到玻璃那一面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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