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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转化与对话文明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伊斯兰文化》第4辑 作者:洪伟
热度695票  浏览177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3年4月27日 11:38

——一个穆斯林与基督教徒通婚家庭的考察与思考

 

一、  背景:南京城市回族与城市多元宗教

南京是一座多元宗教的城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都有较广泛的传播。南京亦是一座以宗教文化影响中国的城市,几大宗教的影响力已经超越此地而辐射周边甚至全国。蒋赞初、贺云翱认为“东吴至民国南京始终是中国佛教中心”[1],南京市政府也正极力把握“七宝阿育王塔的发现、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机缘,把大报恩寺建成为最能集中体现南京佛教历史和文化特色的扛鼎之作,提升南京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国际影响,把南京打造成为汉传佛教的中心城市”。道教曾在南京广泛的传播,但1958年宗教改革后,城区内各大小道观的宗教活动先后停止。[2]2008年,位于升州路的天后宫修缮一新重新开放,中断了58年的道教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基督教(新教)在南京的传播始于1910年,1923年南京第一座正式的基督教礼拜堂——圣保罗堂建成。民国时期,南京是基督教活动较为活跃的城市,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方面,南京基督教界颇有建树。今天,基督教是南京宗教活动场所数量最多的宗教,全国性的基督教高等学府——金陵协和神学院也在南京。[3]位于石鼓路的天主教堂是南京城区唯一的天主教堂,也是江南地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座天主教堂。该教堂最早是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创建,后经南京教案、清初禁教等事件,曾使南京天主教活动一度中断。1864年,法国传教士随法国炮舰来南京复堂,重新恢复了南京的天主教活动。[4]

伊斯兰教传入南京的时间有唐、南唐、宋等说法,但确切到元时,南京已有一定规模的回回定居。明时,南京回族人口大增,主要集中在城南扇形地域,并以七家湾为中心,东到夫子庙,南到中华门,西到水西门,北到新街口。城区内吉兆营等地也有回民聚居。郊县回族则主要分布在江宁湖熟,六合雄州、竹镇、马集,浦口星甸等地。

民国时期,南京回族又迎来一次发展高峰,回族人口继续增加。据史料记载,民国二十三年南京人口为79.6万人,其中回族人口有5.78万人。各寺各坊教门兴盛,有“城内三十三座清真寺,城外二十二座清真寺”之说。至解放前南京仍有32座清真寺。宗教改革后,全城清真寺合并为7座,文革时期则全部关闭。[5]恢复民族宗教政策后,南京城区开放有四座清真寺:净觉寺、太平南路清真寺、吉兆营清真寺和草桥清真寺。另外,郊县开放有8座清真寺。

1992年开始,南京七家湾回族小区迎来了延续至今的大规模“城市现代化改造”。1997年,七家湾核心地带拆迁,200多户回民和原大辉复巷女学等建筑被拆。2002年开始的更大规模的拆迁涉及到174户回民和近十家清真餐饮店。2008年,七家湾小区所在的老城南历史建筑街区被媒体关注,一些学者呼吁保护这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文化遗产。但拆迁停止一年有余后,新的一轮拆迁又将继续开始,评事街等回族人口较多的老街区也将被拆除,包括七家湾在内的老城南将不再有传统的回族小区。[6]

今天,南京有8万回族,是东部沿海地区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市。建国以来的宗教改革、文化大革命、回民区拆迁等三个历史事件直接导致南京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式微。相当部分回族,特别是中青年一代已经异化,甚至基本回族饮食禁忌都不再保留。中青年一代回汉通婚率非常高,现在绝大部分30岁以下的回族都出生在回汉通婚家庭,甚至三世、四世同堂的家族只有一位长者是回族。

正是因为南京城市宗教多元化和回汉通婚比例较高,出现了大量不同宗教信徒通婚的家庭。回族穆斯林与佛教徒、基督教徒、传统民间信仰者等组成的家庭越来越多。本文试以一个回族穆斯林与基督教徒通婚的家庭为例,考察和思考多元宗教信仰家庭如何实现和谐与对话。

二、一个穆斯林与基督教通婚的家庭

杨林[7]是南京本地人,回族,在校大学生。杨林的爷爷出生在一个阿訇世家,幼时曾接受过一段时间的经堂教育,直至病逝前仍然坚持拜功。杨林的奶奶在宗教改革前也经常去南京石鼓路清真女学礼拜。杨家第二代有三子,两女,且都与汉族通婚成立家庭。杨家的长子是残疾人,在特殊学校读过童年,对宗教毫无所知,其后人也已经脱离教门。杨林的父亲(杨家次子)由于少时就离开家庭,后又在特别的年代下放农村,对教门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都已经异化。杨家的小儿子尽管对“教门”有一定了解,但也渐渐远离了教门,只有开斋节、古尔邦节时会去清真寺。两个女儿现在的丈夫都是汉族,丈夫尊重她们的生活习惯,家庭饮食也按照民族习惯,家人也经常陪她们去清真寺请阿訇开经、走坟。这是当前南京一个很典型的回族家族,第一代老人保持着信仰,多坚持斋拜;第二代成长于特殊时期,对宗教已经了解不多,但仍然坚持自己的回民身份,对开经、走坟等仍然很重视;第三代则基本远离了回回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大多已异化。

杨林的母亲程芳是汉族,她第一次去杨家才知道这是一个“回民家庭”,自己未来的丈夫是回族,但觉得只是公公婆婆不吃猪肉,没有什么差异。婚后,她并不与公婆住在一起,所以她一直都不了解公婆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自90年代初开始,程芳的父母、4个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子女先后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其他一些家庭成员则信仰佛教或传统民间信仰。

杨林曾经同绝大部分出生在回汉通婚家庭的南京青年回族一样,对伊斯兰教基本不懂,仅知道一些禁忌和宗教节日。他原本对“回民”、“伊斯兰教”的记忆仅限于:每年要去粮油站拿“肉帖”,但还不知道这个是给城市回民的,以为人人都有;留着白胡子的爷爷戴着白帽子坐在板凳上做些奇怪的动作,但并不知道爷爷在礼拜;每年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父亲会带他去爷爷奶奶家吃饭,但从来没有疑问过为什么餐桌上没有猪肉;爷爷奶奶家门上有一个红色的牌子,书写着一种奇怪的语言,但他不知道这个是“都阿牌”,上面书写着“清真言”;爷爷奶奶一直住在三茅宫、石鼓路一带,这里是传统回族小区——七家湾的边缘地带,也是回族较多的街区,但是他不曾记得那里有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一丝迹象,却知道不远的石鼓路有天主教堂,莫愁路有基督教堂。

杨林的信仰回归是在大学期间,大学里几个西北的回族学生给了他伊斯兰教信仰的“启蒙教育”,后来通过他的自学,慢慢开始礼拜、封斋,并且开始关注家族和整个南京回民的信仰状况。他把南京回族异化的原因归结于家庭教门环境的淡化和整个城市回族文化的没落。杨林不曾记得爷爷奶奶曾经告诉过他一点关于回族——伊斯兰教的知识,哪怕是基本的饮食禁忌。

杨林:“我也纳闷为什么爷爷奶奶的信仰那么虔诚,却从来不提及教门的事情。后来我经常去清真寺,发现大部分都是孤独的老人,他们也从来不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说教门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不冷不热的。我慢慢理解,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坚持信仰,有的被批斗,有的关牛棚,工作学习生活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认为‘回回路窄’,自己这一辈因为坚持信仰失去了太多,儿女一辈不能再如此,所以甚至说他们主观上放弃了对后辈的教育,对后辈的信仰采取放任的态度。”

杨林还认为国民教育中关于“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内容的缺失也是南京回族青年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缺乏了解的重要原因。他记得第一次在课本上知道回族历史是在高中学习《中国古代史》中的《元时回回遍天下》一章,那时他方知“自己的民族原来和伊斯兰教有关系”,也慢慢知道爷爷“奇怪的动作”是在做礼拜,但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清真寺,也不知道石鼓路的天主教堂和清真寺的差别,曾经误以为爷爷去天主教堂礼拜。南京的报刊、书籍和地方文化教材上都很少有关于南京回族文化的内容,甚至南京地图上大都不标出南京清真寺的具体位置。

尽管南京是东部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史和回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但现在的南京已经很难寻找到回族——伊斯兰文化的踪迹。回族小区的消失、清真寺复建工作的滞后、清真饮食的缺乏,这座8万回族人口的城市、这座回回已经生存了近千年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当日的辉煌。

三、宗教:身份转化与对话认同

(一)信仰皈依:

杨林的童年至大学前基本都是和母亲家族生活,假期节日也基本是去母亲家族串门。只有开斋节、古尔邦节、春节和假期会抽空去爷爷奶奶家,一年也只有几天。杨林的家庭条件不算好,他的二舅、五姨一直给予杨林一家非常大的经济帮助,所以杨林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激之情。受家人的影响和个人的兴趣,杨林也阅读一些基督教的书籍和佛教的书籍,但他认为自己信仰伊斯兰教是经过认真思考后的选择:

杨林:“我信仰伊斯兰教是‘回归’,也是‘归回’,[8]但我不认为我信仰伊斯兰教仅仅是因为我是回族。我也读过许多基督教、佛教的书,也去过很多次教堂和寺庙。但是我最终选择了伊斯兰教,因为我觉得伊斯兰教是真理。”

真实生活中的杨林在不断适应身份的改变,他强调自己是经过宗教比较后最终选择信仰伊斯兰教,而不是仅仅因为自己回回民族的身份。杨林经常会告诉他人回族形成中有大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去清真寺礼拜的也有汉族等等,他也不愿意在汉族人面前提及“回族”、“回民”,而一概用“穆斯林”、“信伊斯兰教的”。他希望传达一个信息,特别是给母亲家族的亲人:伊斯兰教是跨越民族的宗教。

其实,杨林的舅舅姨妈能够理解这个观念,他们也认为自己信仰基督教不是信仰洋教,宗教没有国界和族界。杨林最终选择信仰伊斯兰教和他们选择基督教一样,并没有民族的因素。

当然,杨林并非不在意自己的回族身份,而是在不同的处境中巧妙的进行身份的转换。在参加宗教活动或和其他回族同胞在一起时,他仍然强调“自己是回族”,也认为回回民族同伊斯兰教之间不可分隔的关系。但在同母亲家族在一起时,为求得与家族人的身份认同,他不希望除宗教信仰不同之外还有民族不同的差异。

杨林:“我在草桥清真寺遇见到一个汉族妇女,他找阿訇来了解伊斯兰教,原因是他的丈夫是回族,但是原本生活习惯等已经和汉族一样,这几年到清真寺学习教门知识后,开始礼拜了,生活习惯也回归回族传统。这个妇女就很不适应,一是她觉得自己原本不是嫁给一个回族,或者说原本的丈夫就是汉族,现在‘教门’了,变成了回族,整天戴着白帽子,饮食习惯也讲究了,朋友也多变成了回族;另一个是她是信佛教的,家里供着弥勒佛,丈夫背着他丢掉了,不让她再去烧香,自己却在家里礼拜。她的想法时,丈夫突然的变化她很不适应,她想了解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样的宗教,她想说服自己,或者说服丈夫去适应对方的生活方式。”

这是南京回汉通婚后不同信仰者之间关系的一个个案,尽管许多南京回族已经异化,同汉族无异,但仍然有一部分回汉通婚家庭出现了“文化不适”,特别是一些中年回族慢慢回归母族后与伴侣和儿女,青年回族回归后与家人关系发生的变化。

(二)宗教活动

杨林的母亲程芳是汉族,原本信仰佛教,每年都要数次去南京鸡鸣寺烧香祈福,家里也供着观音菩萨像,杨林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母亲去。但从2007年,杨林“回归”伊斯兰教后,程芳就再也没有去过佛教寺庙,还把家里的观音像送给了别人。杨的母亲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认为“这个宗教还是有许多优点的”,但另一方面又有觉得太严格,不能适应现代城市人。

程芳:“我不反对杨林信教,伊斯兰教很多教义规定都很好,比如教人为善,诚实守信,对老人要孝顺,要厚养薄葬。但是我觉得有些规定太严格、太死板,现代社会,特别是现在的南京有几个回民那么讲究?比如封斋,一个月不吃不喝,生物钟全部都打乱了,这显然身体不好。”

程芳不反对杨林礼拜、和穆斯林朋友聚会、读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但坚决反对他封斋。她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受信仰基督教的兄弟姐妹的影响。杨林的舅舅姨妈们每周日都要去教会礼拜,年迈的外婆前几年也会去教会,特别是二舅,除了周日,平常晚上有空也会去教会参加宗教活动,教会的兄弟姐妹也经常到他家。程芳了解他们有规定的宗教生活,也通过他们知道宗教生活对于宗教信徒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她理解杨林每天礼拜的习惯。但也正是因为她看到兄弟姐妹们没有诸如封斋之类的宗教活动,去教会也只是“去教会听听道”,宗教活动“没有成为一种负担”,所以她反对杨封斋。

这只是程芳对杨林信仰感知的一个例子。处于基督教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之间的程芳本身也在矛盾和调和中。她认为这两个宗教没有“孰对孰错”之分,也没有“孰好孰坏”之别。她存在只是一个“宗教”的概念,形成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她觉得一个人选择一个宗教很正常,就如她的家族中有信佛教的,有信基督教的,所以她对自己的孩子信仰了另一个宗教——伊斯兰教并不感到意外。在家族生活中她一直扮演着一个弱者的角色,因为身体不好,经济条件一般,兄弟姐妹给与了她很多帮助,她也十分信服他们。二舅和四姨一直热衷于向家族的人宣教,在家族聚会中也总是提到关于基督教的种种事情。程芳从他们那里了解了许多基督教的事情,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对宗教的认知,所以她会用兄弟姐妹对基督教的遵守去衡量杨林对伊斯兰教的遵守。

但程芳对基督教并不感兴趣,尽管自己身体不太好,经济状况也不佳,但她不认为这是她信主的原因(她知道教会里颇多基督教徒是因为这些原因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而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受到杨林的影响,她也并不认为基督教像她的兄弟姐妹说的那样是唯一的选择,她认为伊斯兰教在某些方面要优于基督教信仰。在家庭聚会上,兄弟姐妹也会询问程芳关于杨林和伊斯兰教的事情,出于对基督教的拥护,他们会表现出对杨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抵触和质疑。这个时候,程芳出于保护杨林的本能,反而会解释这些都是杨林自己的事情,而且没有影响到杨林的学业,她并不干涉杨林,而且杨林的女朋友也是穆斯林,也礼拜、封斋,对她也很好,她不想因为这个破坏家庭的和谐。

但杨林仍然小心翼翼的处理同母亲的关系,他觉得母亲汉文化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她还是不能接受伊斯兰教,并且杨林认为处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母亲思想波动性更大,自己的一个错误举动“会将母亲推向基督教会”,那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杨林:“母亲永远把我当孩子,所以她不愿意认同我的话。她是一个家族情节浓重的人,她更重视家族成员的意见。她会很直白的告诉我舅舅和姨妈对我的信仰的态度,当然多半不是鼓励的话。现在慢慢的她也听的进一些我的话,因为我也掌握了一些和她交流的方法,我已经能把握她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我也处处注意不要触及她对伊斯兰教的敏感神经,比如我尽量等她休息时在自己的房间礼拜,从来不在家戴‘白帽子’,也基本不把穆斯林朋友带回家。我也在摸索和基督教徒、佛教徒交流的方法,每次交流都不触及敏感的话题。”

(三)信仰对话

在家族中,杨林和二舅讨论信仰问题最多,因为二舅参加宗教活动最积极,文化水平也较高。在学习生活中,二舅也给予杨林很大的帮助,所以杨林与二舅也最亲近,几乎每次见面,他们都会讨论宗教问题。也正是因为杨林与二舅之间非常好的亲情,杨林透过“这个基督教徒舅舅,看到了基督教徒的真实一面和基督教的真实一面”。

杨林:“我是穆斯林,但我从来不会说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的不是。一是因为伊斯兰教是宽容的宗教,号召我们与其他宗教信徒和平相处,二是因为我的家人有许多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通过他们我了解到了基督教信仰和佛教信仰,我对他们也怀有敬意和感情,我对其他宗教同样怀有敬意。我去其他城市旅游、出差,肯定要去清真寺礼拜,但是时间允许,我也会特意去当地的教堂看看。我去过上海、镇江、郑州、兰州、芜湖等许多城市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回家后,我也会把我看到的教堂的情况和当地基督教发展的情况告诉舅舅。”

杨林和二舅讨论信仰问题时似乎也达成了一些共识,所谈的话题,也往往是一些具有明显共性的问题,诸如顺服和崇拜主(真主、上帝)、多行善、多祈祷、多忏悔、多参加宗教活动等。旁听者甚至听不出他们是在不同的宗教立场上讨论问题。比如有这么一个细节,杨林不用“真主”一词,二舅也不用“上帝”一词,他们十分默契的选择了“主”、“神”或“造物主”来代替。

但对涉及到两个宗教教义核心的观点时,双方都表现出极强的立场。比如二舅十分强调“人的原罪”,杨林则会立刻十分明确的表明自己的宗教立场。杨林会用《古兰经》中经文证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同源的宗教,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是信仰一个“主”,表达对基督教的善意,但二舅从来没有直接认同这个概念。但很快,杨林就会找到另外一个具有共通性的问题,使得稍显激烈的争论恢复到平静。

杨林:“很显然,没有差异就是一个宗教了。我们确实应该强调共通点,但不能无限夸大共通点而掩盖差异。对基本原则问题,我不会默不吭声,会直接表明伊斯兰教的立场。我们不是在相互宣教,不是比谁能说服谁。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是靠差异活着的,许多家庭没有宗教信仰,四分五裂,我们这个家庭有不同的信仰,不能因为这个不团结。所以我不愿意去和家人辩论这些问题。”

从杨林的二舅第一个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开始,家族中基督教徒一直在不断增加。家族聚会上,关于基督教的话题也被较多的提及。很显然,无论是在这个家族,还是整个中国,基督教都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发展速度明显超过其他宗教。当家人谈到“某某人(家族成员)已经受洗”,“教会的活动超过多少的人”之类的话题时,杨林自然觉得不舒服。所以他会告诉他们,“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能只是基督教在世界传播的一个个案,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传统基督教国家的败落是显而易见的。”他还会“提醒”他们,一个宗教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数量的堆积,“快餐式的宣教”只是带来些表面繁荣的迹象。这些极具针对性和挑战性的对话却没有引发家中基督教徒的不满,因为杨尽量从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

杨林:“我当然有点不能示弱的意思。我不会说‘基督教发展这么快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话,我只是说宗教发展也要注重质量,有些人选择基督教不过是佛教或者其他宗教的替代物,相当部分基督教徒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他们的人生、道德和素质没有得到真正的洗礼和改善。如果基督教徒的标准降低了,并没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很显然,他们接受我这样的观念。尽管舅舅会告诉我,基督教徒分成很多种,部分是‘恩典基督教’,他们接受哪怕一点基督教的信仰都是主的恩典,主没有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尽管我不能接受他这种说法,我也不会再去反驳他。”

杨林将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流的经验总结为:善意表达、学会聆听、尊重差异、求得认同。从他与家人,和他的许多非穆斯林朋友的关系来看,他的经验算是成功的。他也指出,相互了解是对话的基础,许多穆斯林或基督教徒在网络上展开论战,但往往对另一个宗教可以说是毫无所知,也并没有和对方真正接触过。为了增进相互了解,杨林同几个基督教朋友相互赠送了大量关于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的书籍,并且承诺将这些书籍转交更多的教内的朋友去阅读。

四、生活习惯:坚持与妥协

杨林在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回归信仰,其所在的大学有清真食堂,他在回归信仰后开始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饮食要求。但他意识到,回到南京后,完全严格按照教法规定安排饮食十分困难。一是因为在南京购买清真食品较为困难,特别是牛羊肉只能在清真寺买到,鸡鸭等只能在大型超市购买几个品牌的包装生食,且南京清真肉类等价格较非清真肉类要贵不少,二是家里的饮食主要是母亲程芳安排,严格按照去上述地方买牛羊肉十分不方便。经过几次争执和磨合,杨家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就餐模式:杨林在家时,一家饭菜严格按照清真饮食标准,牛羊肉由杨去清真寺或超市购买;杨林不在家,只要没有猪肉,杨林不干涉父母吃什么。因为清真肉类价格昂贵,而且只能去清真寺购买,程芳始终认为伊斯兰教对饮食的要求太过严格,而且她看到“同样是信教的”兄弟姐妹们什么都吃,没有忌口,她更加不解杨林为什么对“吃饭的问题”如此苛刻。

程芳:“我们单位以前也有回民,就是不吃大肉,其他和汉族一样。清真的牛肉卖到22元一斤,实在太贵。买鸡鸭还必须要有‘刀口’,不就是多念了一句经吗,差别有那么大吗?以后这样,在社会上实在很难生存。他们(兄弟姐妹)也信教,就没有那么多讲究。”

杨林对他母亲的疑惑也经历了多次的争执,杨林的父亲已经对饮食问题没有太多禁忌,其实家中唯一有清真饮食要求只有他一个,所以杨林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耐心的说服和阶段性的妥协。杨的母亲和家族人不少都有“富贵病”,杨就从营养学的角度宣传清真饮食的科学性和养生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杨的母亲对饮食问题的看法。

在上大学之前,杨林经常参加母亲家族的聚会,特别是每周六的家庭聚会,并在外婆家就餐,但大学后,杨林不再去外婆家吃饭,因为“外婆家的饭不清真,不能吃”。春节的年夜饭和外婆的生日杨林也总是找理由推辞掉。亲戚对此都有意见,觉得杨林变成了“外人”。杨林原本试图通过《圣经》旧约中关于饮食的禁忌求得同家人的认同,但二舅告诉他“旧约是戒律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他们并不需要遵守旧约的戒律要求。

后来,杨林和母亲商量,做饭所有的原料都从家里带来,肉食也是杨林从清真寺买来,母亲一大早去外婆家将所有的锅碗瓢盆清洗一遍,做一桌清真的饭菜,供全家食用。这在传统回族地区的穆斯林看来还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杨认为可以这样做。

杨林:“锅碗瓢盆洗干净,肉食都是我自己准备的,没有问题,都是清真的。更重要的是,家族亲情的维系需要我这样做。有穆斯林和我说你可以和家人解释清楚,然后不去吃饭。我觉得说这样话的穆斯林并没有我这样的处境。当然,我也会去问阿訇,这样是否符合清真的标准,有的阿訇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很多国外的穆斯林,中东的,南亚的,他们说这个很正常,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告诉自己这个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也是处理这个家族关系危机最好的方法。”

杨林的二舅最先受洗成为基督教,也是家族中最积极参加基督教教会活动的成员。他积极主张受洗后需要“同某些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传统中国文化习俗割裂”,但家中另外一些基督教徒却并不认同他的想法。比如,在祭祀祖先的问题上,二舅一般以献花的形式表示思念,而其他一些家族中的基督教徒仍然会烧纸钱、金元宝之类。杨林作为穆斯林自然不会赞同“烧纸钱”之类,所以每到七月半,大年三十等家人等烧纸钱的时候,二舅和杨林就会一起劝阻家族不要这样做。只不过,二舅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杨林则不会从伊斯兰教的角度,而是选择从环保等家人能理解的问题。

五、政治问题:争执与反思

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恐怖袭击”、“人体炸弹”、“原教旨主义”等许多重大事件的关键词汇,往往和伊斯兰教联系到一起。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些国际事件的信息获得,基本是通过媒体,而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往往热衷于将伊斯兰教表述为一种极端、暴力的宗教。“9.11”发生之后,许多人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极大的误解。母亲家族对于杨林的信仰最大看法之一就是“害怕杨林走到邪道”。这也是杨林最希望改变家人对伊斯兰教的误解的原因。

杨林的三舅是研究西方政治与西方文化的学者,特别是关注基督教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他经常去教堂听道,也赞同家人信仰基督教,自称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信仰者,但还不是基督教徒。但他对杨林信仰伊斯兰教却表现出反对态度,他经常主动找杨林交谈,下载一些“网络上收集的反伊斯兰教的文章”给杨林阅读,试图说服杨林重新省视自己的信仰:

三舅:“为什么这么多恐怖事件同伊斯兰教有关联?为什么大部分伊斯兰教国家都贫穷、落后,且没有民主、自由和基本的人权保障?这其中必然与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基础——伊斯兰教有必然的联系。西方国家的发展、民主和人权很多是基于基督教精神,这种文化是较伊斯兰教更优越的。我不希望杨林最终走向极端,但是伊斯兰教就是有暴力和极端的因素的。”

在同三舅的交谈中,杨林表现出同其他家族成员交谈时少有的不冷静,他不能忍受对伊斯兰教的曲解,特别是用基督教去衡量伊斯兰教。

杨林:“三舅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仅限于电视、报纸和网络上那些带有明显曲解意味的报导和花边新闻,这些新闻又多是出自西方的媒体。尽管他对我很好,他的文化水平也很高。但不代表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上他就有多高造诣,他也承认,他没有读过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也不知道《古兰经》这一最能反映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经典里写了什么。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可以随意得出对基督教的正确评论吗?如果他对伊斯兰教没有基本的常识性理解,我觉得我们之间是不构成对话基础的。所以,每次谈话,都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我其实理解他的想法,他是为我好,害怕我变极端,害怕我受到不正确的思想的影响。但关键是伊斯兰教不是他口中的那样,我相信我认知的伊斯兰教的真精神是和平、行善、宽容的,我反复强调这点。”

三舅的质问其实也给杨林带来了反思,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中东政治、国际关系的读物。他在总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后,认为基督教在快速传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的形象已经改观,国人通过基督教徒认识了基督教,同样国人也是通过回族、维族和媒体里伊斯兰教世界认识了穆斯林。

六、结语    

多元城市、多元家庭中的个体有多重的身份,文中这个回族穆斯林与汉族基督教徒通婚的家庭中个体的身份更是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适当的身份转化才能适应多元变化的环境。杨林在同回族同胞,特别是遇到已经异化的回族时,强调回族的民族身份;在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或同其他穆斯林在一起时,强调穆斯林的宗教身份。在同母亲家族聚会时,杨林则尽量淡化回族和穆斯林的民族宗教背景,强调自己作为家族成员的身份;而在面对家族中无宗教信仰或信仰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成员时,他又会自动同信仰基督教的家族成员形成宗教徒或信仰“独一的造物主”的宗教徒的“统一战线”。在穆斯林或者其他宗教信徒的聚居区,一个个体在日常社会中允许以一种身份生活,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这显然不能。完成不同身份间的成功转化是实现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重要条件。   

杨林:“我也经常去基督教堂参观,我会告诉那些基督教徒,我是穆斯林,而我的家人中有许多的基督教徒;我也会告诉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我的亲人中有许多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我很乐意告诉他们,穆斯林是什么样,基督教徒是什么样,很乐意告诉他们如何和谐相处,如何去尊重另一种文明。我相信,生活在一个多元宗教的家庭是幸运的,因为这会给我们一个最好机会了解彼此,不至于枉生歧义。尽管差异是存在的,但差异本身也是一种美,一种谐。”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杨林就是“对话”的个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能够开展真正对话的双并方不是各自文明中的普通个体,而是首先应该对自我文明有充分的理解,能代表某一文明,并且对他者文明有一定的认知。对话的各方或者各群体能到达这样的思想积淀才能称之为对话,才能真正开展有效的对话。不了解自我和不了解他者是无法开展真正有效的对话的。但现实的多元世界,却不可能每个个体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杨林是回族穆斯林,他母亲家族有许多基督教,但他们都并不精通于宗教,也并不足够了解彼此。误解、偏见、矛盾,似乎不可避免。但至少从观察中可以发现,这个两教并存的家族保持着和谐,传播着这种和谐。   这个家族中的每个个体都遵循着“对话文明”:两种文明中的普通者相遇,彼此并不了解对方,视对方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另一种伟大文明的代表,不仅仅在同一个个体对话,而是在同一个伟大的文明对话,应该保持恭谦和友善,采取相互尊重、包容差异、不断了解的态度。杨林与家人坚持着“对话文明”的态度,视对方是为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的代表,表现出对这一文明的尊重和恭谦,并且不断增进对对方信仰的了解和学习。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多元性应是中华文化的特征。同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相对聚居地区不同,东部沿海城市的族际通婚(主要表现为回汉通婚)已经较为普遍,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结合也已很平常。从杨林和他的家族的个案来观察,他们对自我的坚持和对另一种宗教的尊重,以及引发的思考和讨论,对调和不同宗教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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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日報》,2010年7月8日,頁B4。

[2] 《揚子晚報》,2008年5月22日,頁A37。

[3] 楊新華:《南京名片》(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頁63。

[4] 楊新華:《南京名片》,頁65。

[5] 伍貽業。《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南京:內部出版,1999,頁232。南京清真寺數量的說法有多種,根據《南京回族伊斯蘭教史稿》記載,太平天國前,南京城區清真寺有36座之多,新中國初期市區有清真寺、清真女學和清真義學32座,郊縣有21座。“城內三十三座清真寺,城外二十二座清真寺”則可能是民間為順口而說的一種說法。

[6]吳曉等:〈現代化浪潮中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變遷實考——以南京市七家灣回族社區為例〉,《規劃師》第9期(2008年9月),頁15~21。

[7]  文中相關人物皆為化名。

[8] 由於各種原因,原本信仰異化的回族信仰了伊斯蘭教,穆斯林內部不稱這位皈依,而稱“回歸”,意指回族本就應該信仰伊斯蘭教,異化的回族信仰伊斯蘭教是回歸、恢復。楊林將“回歸”詞序顛倒,他認為“歸回”這個詞更能說明回族形成發展與伊斯蘭教的關係,回族恢復信仰才是“回”,是恢復“回”的真正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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