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成：不孝有五 失学为大

中国封建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奉孔丘、孟轲为“万世师表”的儒家思想居于权威统治地位，凌驾于一切之上，主导和支配人们的意识形态。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儒家奉为金科玉律，视为伦理道德的最高规范，流传干百年，深入人心，导致群起为“有后”而追求，避落个“不孝”之名。某些妇女因生理不育而被视为大逆不道，列为合法休弃“七出”律令罪状之一，横遭遗弃，置其饥寒于不顾。

为了“有后”，达官贵人不择手段，广植三妻四妾，纵情声色犬马。一般贩夫走卒对  “无后”也不忽视，因而酿成不少人间悲剧，鲁迅先生就此挥笔讨伐，斥之为“礼教吃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曾提出“打倒孔家店”，废除封建礼教的主张。

由此可见，儒家宣扬最大的“孝”是有  “后”，其内涵只单纯追求家族后继有人，足以传宗接代，列祖列宗香火不灭，根本不计较子孙整体素质的优劣。

 回族穆斯林学者依据古兰、圣训的真理教导，揭示将“无后”归责于人，既不合理，也欠公允。子嗣乃造物主至尊安拉恩赐，凭安拉意欲，或有或无，或多或少，或生男或生女，儿女或健美或残疾，，或聪慧或智商低下，概不由人。试看平民百姓之家，儿女成群，欲谋绝孕而不可得。与此相反，历史上某些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富甲天下，拥有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干，欲求一子继承千秋帝业传之万世而不可得，岂可以视之为“不孝”？大清帝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泞）仅有一子同治（戴淳）。同治不幸夭折，无子，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最后不得不由爱新觉罗皇族中过继光绪（戴混）入承大统，光绪皇帝君临天下三十四年，无子又过继“宣统”（溥仪）作为末代皇帝而逊位，结束大清二百七十年的专制。溥仪先后娶了五房妻妾，也没有生下半个“龙种”。他的大半生致力于“复辟”、，企图恢复祖宗帝业，不惜卖身投靠日寇，认贼作父，甘当日寇一手炮制的“满州国”儿皇帝，对祖宗忠心耿耿，岂能说他“不孝”？溥仪，“文革”时期死去，始终不敢对祖宗有半句怨言。

 同治、光绪、宣统三个朝代，历时半个多世纪，紫禁城皇宫中从没有传出婴儿啼哭声。东华门右侧特设“乃兹府”，从全国各地精挑选来的一批“奶子” （乳妪），坐耗朝廷皇粮，没有接下一个哺乳皇子皇孙的神圣任务……满朝文武忧心如焚，认为大清气数已尽，徒呼奈何。 “乃兹府”派不上用场，人员星散，荒废了下采，荒烟蔓草，夕阳残照。新中国建立后修复，做了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的宫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住在东华门文华殿旁小院，经常路过“乃兹府”，听故宫老人提，起大清旧事，感慨系之矣。

 伊斯兰教强调子女是安拉所寄托，父母的职责是代安拉抚育而已。重男轻女为伊斯兰教法所不容许。 《天方典礼·父道篇》告诫穆斯林： “圣人（先知穆罕默德）云：勿以生男喜，勿以生女忧。唯男暨女，皆真主所寄命，男女必同育，聪拙必同爱。”父母的最大职责是代主育人，培养子女成为社会有用人才。

《正教真诠》严正指出：“（伊斯兰教）不孝有五，失学为大”，将“失学”提到人生最高度，卓越的见解，当今放之四海而皆准。伊斯兰“所谓绝后者，非绝子嗣之谓也，乃子失学！何也？一人有学，穷则善身，达则济世，流芳千古，四海尊崇，虽死犹生，何绝之有？有子失学，不认主，不体圣，不孝亲，不亲贤，不知法，轻犯宪章，累及宗族，遗臭万年，虽生犹死，何后之有？”（忠孝章）也就是说，纵然儿女成群，失学不教，集文盲、教盲、法盲于一身，碌碌无为，甚至违法乱纪，于家庭，于社会无所作为，虚度一生，最后必然导致伊斯兰传统断绝，以彻底“异化变俗”而告终。

封建社会提倡“愚孝”，是非不分，子女唯父母之命是从，一部《二十四行孝图》中卧冰、埋儿、泣竹、割股、弃妇、自残……比比皆是，死而无怨无悔，既残忍无情，也有悖伦理，令人难以接受。伊斯兰教也强调“孝亲”，而且提到仅次于“拜主”的高度。《古兰经》和“圣训”关于“孝亲”的谕示更是静夜晓钟，足以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安拉曾命令人孝敬父母。他的母亲辛苦地怀他，辛苦地生他，他受胎到断乳，共三十个月。他四十岁时说‘我的主啊！求你启行我，使我感谢你施予我和施予我的父母的恩惠，并奉行你所喜悦的善事。祈求你为我改善我的后裔。我确已向你悔罪，我确是一个顺服者。’”  ( 3:14)。

《古兰经》又强调：“如果他俩（父母）勒令你用你所不知道的东西配我。那么，你不要服从他俩。你们要皈依我，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 29:8)。父母即使属于“以物配主”之人，为人子女者都不可遗弃他们，仍要恪尽赡养他们的责任。先知穆罕默德云：  “天园之路在母亲足下”的教导更是流传千秋。因此穆斯林对待母亲倍加孝敬。礼拜中神存心临，一心向主，摒弃尘世，严禁旁顾，倘拜中闻母亲呼唤，可以回应（赞念安拉胡艾克拜勒）不坏拜功。赴清真寺礼拜途中，闻知父母有事，应当立即返家听命。父母亲年迈，暂时不愿子女远离身旁，朝觐功修甚至可以从缓，亲在，不远行，可以期之于他年。

父母生前健在之际，子女尽孝道最大要求是： “奉亲于无过之地，使不堕于违逆之中，脱离还报日之苦”  （《正教真诠·至孝章》）。就是说子女孝敬父母，首先要劝导他俩生前既要遵纪守法，服从国家法令。更要积极奉行伊斯兰教律，、坚持六大信仰与五大功修。力求一生清白，没有半点过失，两世平安吉庆，得以脱离后世还报日的惩罚。如果父母一意孤行，置国法教法于不顾，耐心劝导无效，决不可屈从，却不可放弃奉养父母终身的责任。

穆斯林对待父母，既要求“慎终”，就是促成父母生前凭坚贞的“伊玛尼”（正信）归真覆命于安拉尊阙之下。更要“追远”，悼念于父母亡故之后，就是洁身自爱，不辱亡亲声誉，完成亡亲遗愿（偿还债务，许愿善行）。尤其每日五时拜末，虔诚地为亡亲向安拉求恕。同时施散财物，周济贫困亲属；邻里，祈求回赐亡亲。经常游坟诵经，以告慰亡灵。更重要的是教育下二代，认主信圣，坚持伊斯兰道路，做名符其实的穆斯林，伊斯兰家庭传统不致中断，代代相传，上连祖考，下及儿孙，，共沾安拉无限恩泽，源远而流长。

显而易见，穆斯林对待下一代的要求是决不可失学失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近一千四百年，之所以能在华夏大地上扎下根来，历经风雨频摧而坚强屹立，就在于重视对子女教育，保持“回回本色”——伊斯兰信仰与特殊生活习俗，代有传人，传承不绝。明朝廷强制推行民族同化，禁胡姓、胡语（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胡服、胡内婚……导致“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严重的信仰危机使广大穆斯林愚昧无知，被斥之为“群氓”、“市井之徒”。  《清真指南·戒律》揭露：“倘有教门之家，尚存三分气象，如无教门子弟，纯变为汉教矣”，达宫贵人及一般平头百姓，甚至回回大族“易俗改教”者大有人在。穆斯林有识之士群起挽救，胡登洲大师深具卓识远见，从抓教学入手，开创寺院经堂教育的一代学风，关中地区经学林立，人才辈出，负笈前来投学者远至海南。经学由“八百里秦训”辐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形成连锁反应，散播“阿林”种子。吴头楚尾江南地区回族穆斯林知识份子，独得海外风气之先，“博通四教”，（伊斯兰、儒、释、道），掀起伊斯兰汉文译着热潮，普及伊斯兰文化，不但扩大伊斯兰透明度，而且与经堂教育相结合，双管齐下，提高了穆斯林整体素质，共同挽救了式微的中国伊斯兰教。日本学者桑田骘藏誉之为“中国伊斯兰教之文艺复兴！”

近代，《醒回篇》作为长夜晓钟，撞击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时代最强音，回族穆斯林仁人志士又不遗余力地掀起发展文化教育的热潮，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不孝有五，失学为大”，已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子女习学关系到个人、家庭以及中国伊斯兰的未来，立足今日，播种明天，值得每个中国穆斯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