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斋年谱

        编者按:王静斋(1879-1949),名文清,以字行,回族,天津人。中国回族著名翻译家、著作家、伊斯兰教阿訇。少承家学,后进清真寺接受伊斯兰教传统的经堂教育,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继又刻苦攻读汉语、英语。曾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半年并朝觐麦加。毕生致力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曾在天津创办中阿大学;创办《伊光》月刊;参与创建中国回教抗日救国协会(即中国回教协会的前身)。他发表过数十篇极具学术价值、资料价值的文章,其中如《五十年求学自述》、《中国回教掌故》、《发扬伊斯兰教文化之必要》、《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我之译经小史》、《中国回教源流考》、《关于“哲贺林业”一篇拉杂谈》、《融和回汉要由沟通文化入手》、《译经问题》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编译的《中亚字典》、《中阿新字典》是中国穆斯林学习阿拉伯语的很好的两本工具书。他翻译出版的《回耶辨真》、《真境花园》、《欧姆代绪论》、《伟嘎业》,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重要教材。他是中国穆斯林《古兰经》汉译事业成果最多、成就最大的学者和翻译家,组织过“中国回教典籍编译社”,翻译出版过《古兰经》节选《赫提》以及不同文体的三种《古兰经译解》。其中第三种《古兰经译解》,白话文体,不仅有译文,而且有1943条注释,有略解,有附说,学术价值很高,深受回族穆斯林喜爱,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王静斋阿訇一生清贫,刚正不阿,不媚权贵,嫉恶如仇,以学习、宣传伊斯兰教文化为己任并为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禹贡》编者曾指出:“他五十年来求学的过程,实在就是中国回教学术进展的一部分缩影。”今年(1989)农历四月廿八日是静斋阿訇归真四十周年。为纪念这位在中国伊斯兰文化事业辛勤工作了一生的学者,编撰了这篇《王静斋年谱》,以飨读者。

 

光绪五年二月初二日(1879)[1]

        诞生于天津(今红桥区清真北大寺附近)一宗教世家。

光绪十三年(1887),8岁。

        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受教于其父兰庭先生膝下。据《五十年求学自述》云:“赋性顽皮,不堪督责,终日遍处游戏,因以屡受先父痛挞,邻里亦多白眼相加。戚友怂先父迫我改途,先父不可,居恒语余曰:‘汝既知戚友不以尔为可造之材,自当努力上进。异日学成,能集二三子课读,余愿已足,不敢再作非分之奢望也。’云云。余闻而窃自奋曰:‘异日得志,除弊风,扬真理,愿天下人皆得正道。’”后静斋阿訇终成大器,与其父之严教是分不开的。

光绪二十年(1894),15岁。

        进经堂学校学习阿拉伯语读本以及浅近教法学十余种,间亦涉猎一些波斯语。

光绪二十一年(1895),16岁。

        投李长贵阿訇门下求学。李长贵,字春生,沦南曹庄子人,当时正在津北穆庄子北寺设铎,收学生15人,唯静斋最幼。学八门课程,静斋仅攻四门。静斋认为,他的学兄们“皆老于经堂,而半多迂腐,不求甚解”,与之不合,故遭众人痛恶。居半载,被迫离寺。这一年旧历三月,西北地方马永琳等人领导发动了河湟起义。

光绪二十二年(1896),17岁。

        离津北上,赴通县长营村马玉麟阿訇门下求学。玉麟,字伯仁,保定人。静斋随之半年有余,因学生满额,其供给出自马翁及众同学,自觉不忍,乃赴北京别觅求学之处而不得,遂复返回天津。

光绪二十三年(1897),18岁。

        经母舅介绍,欲赴河北宣化清真南寺于勉斋阿訇门下求学。当离津负笈抵达北京时,于阿訇已来京膺任前门外笤帚胡同清真寺教职,遂就近从于阿訇。按:于勉斋,讳志诚,山东恩县满庄人。出身于经学世家,其父于长明为北京著名经师王守谦(王四爷)的得意高足,曾在北京后门(鼓楼)清真寺开学。勉斋最初从其先君,后从河北名经师北钊李二爷学道。毕业后,先在京师后门寺继父任开学,后在禄米仓、什刹海、教子胡同、笤帚胡同、花市、京东北坞、大厂、陈辛庄、宣化、安育、河间、天津北寺等处设铎。曾出重资购进大批阿拉伯文经典,刻苦研读,学识骤增。尤其对教法学巨著《沙米》、《伊哈押依》、《齐法业》、经注《色海札代》、穆罕默德史《希亚雷穆罕默抵业》等,最为纯熟。王静斋赞于勉斋老师的优点是:侮人不倦,勤于用功求知,注重修养,不欠抛拜功,日常生活规律性很强。据称,山东籍阿訇中,只有于勉斋一人,“无论冬夏,夜半起床,经过沐浴,举行‘台罕朱代’。冬令睡卧,向不解衣,所为便于夜半复起。礼罢‘台罕朱代’,一边饮茶,一边阅书;继而诵天经若干章;黎明唤起各学生,列班举行晨礼。经常如此,数十年如一日。”[2]此外,于勉斋汉学知识也很好,对国学颇有研究,谈吐儒雅,举止沉静,讲求礼貌,回族士大夫如王廷相(梅岭)、唐承烈(冕周)、哈锐(退轩)等均与之过从甚密。这在当时唯读经文不识国文的阿訇中,确属凤毛麟角,百无一人。于勉斋阿訇对于王静斋影响极大。静斋跟他学习长达十年之久。于勉斋阿訇在前门、禄米仓、河间、安育(两次)各清真寺任教时,均有静斋随往,最后一次在安育为静斋举行的毕业礼。王静斋之所以愿意在于师门下,不仅因于师学问、品德、操守令他佩服,而且因此老容他这个学生反复问难,耐心解答,“不像其他教师只对学生打官话而无灌输卓识之诚心”(王静斋语)。

光绪二十四年(1898),19岁。

        因故改投北京宣外教子胡同清真寺任教的金连荣阿訇。连荣阿訇,人称“金五阿訇”,山东禹城金家庄人,与鲁北地区知名阿訇张殿安同为“邋遢李”阿訇的高足。这一年,金阿訇受聘于天津大寺,王静斋随金师至津门。他的父亲认为,在当地求学不如远道从师,可以摆脱家务琐事,专心搞学问,力主他离乡;他本人也认为到外地投学是旧经堂教育的“一椿美俗”。但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求学,只好就近投津门金家窑清真寺刘绪魁老师门下。金家窑寺为天津最古老的清真寺,建于明初,但附近教民人数不多,常年经费取自全市教胞,由寺役终日在外沿户募捐。因此,沐浴室无人管理。他们师生五六人每日五时礼拜须备热水作小净,必须按时燃柴烧水,这一工作常常落在静斋头上。他一面烧柴热水,一面温习功课,常常夜以继日,长夜不眠,历一年之久。幸而精神尚好,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学业也增进不少。

光绪二十五年(1899),20岁。

        离金家窑投沧南孟村北寺攻读《尔嘎义代》及后卷《伟嘎业》。因感到该寺开学阿訇“学业平常”,“品行尤劣”,故王静斋仅在此学习半年多时间,入秋后即赴河间,再投于勉斋阿訇门下。当时国家尚有县考,于阿訇要王静斋在考棚临时市场购《五方母音》、《玉堂字汇》各一部,以攻学汉文。这是王静斋追求汉文之始。以前,其父虽屡以国学不可不读见嘱,但他却执意不习汉文。后来,王氏能成为伊斯兰教经典汉文翻译大家,应该说是与于勉斋阿訇的严格要求、全面培养有直接关系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21岁。

        二月回津,三月完婚。六月,英、法等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七月,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挟德宗(光绪)仓惶出走,经居庸关、宣化、大同、太原,至西安,北京沦陷,联军大肆焚杀淫掠。王静斋见已不可能再回河间,便在家跟父课读。秋季,闻知于勉斋阿訇就任北京禄米仓清真寺,便离津北上。抵北仓河沿时,恰遇一木舟为洋兵运货,便欲乘舟赴京东通县。正与船家商议时,突遭洋兵射击,静斋骇极狂奔;折回天津。后几日,复乘舟抵通县,与印度同教士兵一起进京,见到于师。不久,于翁受聘于京南安育村,王静斋奉师命与班姓、马姓二人赴安育代理职务。入冬,于翁莅任,王氏徒步回津度岁。在此期间,与李八阿訇过从甚密,借读李阿訇的《沙米经》,受益不少。李八阿訇,讳德明,津北杨村人,为沧州李冠庆大阿訇之门生。敏而好学,诲人不倦。中年后对同乡穆兴恩阿訇纠正教务之旧误表示同情,被时人目为新派而予摈弃;晚年恢复旧道,改变初衷。王静斋对李老很是推崇,称“李老天性慈祥,语调温和;讲学传教,不遗余力;知识宏富,于法学一道,特别精细。”[3]

光绪二十七年(1901),22岁。

        春,回安育。当时,村中有匪首绰号“大皇上”者,纠集党羽数十人为害地方。于勉斋阿訇劝阻无效,假名省亲,回山东恩县满家庄原籍。五月,于阿訇省亲归来时,土匪被洋人擒杀于清真寺南,自此之后村内平定,王氏随于师苦读经书二年之久。

光绪二十八年(1902),23岁。

        经王静斋介绍,于勉斋受聘于天津清真北寺,王同往。此时,经堂教育的传统课程,王氏已次第读毕,但自认为对汉文仍无显著之进步。

光绪二十九年(1903),24岁。

        离津投沧南丁庄海思福阿訇门下读经。按:海思福(1821-1918),字全五(一传字金五),沧南孟村丁庄名阿訇海四爷之子,名震华北的大阿訇,俗称“特殊阿訇海大爷”。王静斋之父曾从之十余载;王静斋亦受之栽培三四年,受其影响极大。据王氏回忆,海老聪敏睿智,为同道之翘楚,博学多才,知识精深,被阿拉伯世界誉为“中国阿林”、“东土第一人”、“东土最亮的一颗明星”,王静斋称赞他是“回教文化界空前人物”,“此地阿衡中提倡遵经革俗之第一人”。18岁时,即因袭父职,膺任京东三河南寺头村教长,学员多为昔日之师兄弟。后设铎于河北省各大城镇,先后60年之久,享年80余。海老严守教规,虽细节稍末问题亦不忽视,按教法经实地履行。他对记载伊斯兰教学者应守礼仪的《尔林台尔林》一书严格执行,给王静斋印象很深:“吾侪以海老为典型,亦注意严守。”[4]海思福阿訇是京津地区“得见印版西经最早”的阿訇;又因经济力充足且肯出资购阅,故为“印版西经最多的阿訇”。早年,中国有安萨里的伦理学杰作《济密押》波斯文抄本,因失去序文,人多误以为是其另一部著作《伊哈押》。北京王友三阿訇购到一部印版波斯文《济密押》,转售给海老。此后,经海老研究,始知前所认为的《伊哈押》缺序抄本乃是《济密押》。后不久,全部《伊哈押》传入中国,海老首先购到并连续研读七遍,体会甚深。王静斋在《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一文中赞“海老品端学粹,貌亦非凡”;“居恒不好多言,遇事则词锋甚锐,排难解纷,尤为特长。重口德,戒诬衊。对教中新旧问题观察明确,而向不对庸常公开发表。说教端赖正当典籍,从不逞意气、颠倒黑白。”在海老门下求学期间,王静斋茹苦含辛,忍饥耐寒,求学之志却始终不渝,日常课程有进无退。他在课余时编辑《波斯文法》,又欲研究诗学,但均未成功。每晚,他利用独居寺中宿舍之良机,闭扉择要阅读海老自置印版阿拉伯及波斯文经典二百余种,如大部头的教法经《沙米》(五巨册)、《斐特哈盖低勒》(八巨册)等,一览无遗。这对他的思想启发甚大,“因以得知前辈阿衡之错误不少,思有以改正之,惜人微年轻,未敢发动。”[5]总之,在海思福身边的两年,王静斋感到“受惠良多”。他在以后所写的很多文章中都表达了对这位恩师的深情怀念。

光绪三十一年(1905),26岁。

        自丁庄返津。此时,于勉斋阿訇已离开天津北寺,再任安育村清真寺。王静斋居家不久,即奔赴安育,再投于翁门下。入冬时节,于勉斋阿訇为他赐幛穿衣,举行毕业礼。从此,王静斋的学生生涯即告结束。他不久即受聘为北京大兴县白塔村南寺阿訇。在任两年,他抓紧时间继续自学深造。

光绪三十三年(1907),28岁。

        莅任怀来县新保安清真寺阿訇。有学生八名,皆循规蹈矩、安心求学者。该地回民婚礼喜用笙管笛箫等乐器。前任米阿訇以该俗不符合教律,曾严行禁绝。王静斋接任后,继续维持此禁一年之久。有一梁姓回民为子完婚前,声言届时必用音乐。王氏不愿因此发生纠纷,遂生离任返津之念。恰在此时,大兴白塔村聘书至,他便不辞而别,再次赴白塔村南寺就任。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及回族新文化活动方兴未艾。继去年童琮在镇江创办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后,今年国内14省留学日本的36名回族青年学生,发起组织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天津丁竹园出版《竹园白话报》,北京丁宝臣出版《正宗爱国报》;留日学生也于1908年出版了《醒回篇》。青年阿訇王静斋对社会问题非常关心,在新保安时即订阅了《竹园白话报》和《正宗爱国报》;再次莅任白塔村时,又订阅了天津《民兴报》与《大公报》。一天,北京《正宗爱国报》刊登该报总经理丁宝臣署名的《疑问求教》四则。王静斋见报后,对疑问一一作答。未几,丁宝臣亲赴天津,聘王任北京花市清真寺教长。任职两年,业余时间起草了《中亚字典》。

宣统二年(1910),31岁。

        受聘于奉天(沈阳)开源清真寺。历任三年之久。次年,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33岁。

        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元民国。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至此退出历史舞台。为促进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王宽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提出“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的宗旨,并在俱进会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坚决支持孙先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宏伟大业。王静斋对这种社会大变革十分关注,他订阅了北京出版的《法政浅说》,开始研究法学;阅读《饮冰室》、《中华魂》等书;向耶稣教徒王某学英语,但因部分穆斯林反对而被迫辍学,仅学了40天。就在1912年,王静斋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密切关注并积极参加国家政治活动。

1913年,34岁。

        辞职返里,赋闲多日,有时为天津《民兴报》投搞。这一期间,他借助于读报及自学,汉文化水准提高很快。他曾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写道:“自以为目不识丁之我, 居然能读报纸,进一步而能以为文,甚至投搞得获发表,较比十年前自属进步多多矣。虽所学不过区区皮毛,但得来非常便宜,识字则借报纸,知书则由指划;法帖读本、纸笔墨砚,我从未因此费去分文。余尝言,专门阿、波两文外,国文知识,实我例外之收获也。”

1914年,35岁。

        赴潍县谒马良(子贞),谈商翻译《古兰经》事宜。持聘书至海思福阿訇处,请海老至济南担任主译,冠县沙锦章阿訇亦参加。两年后,六巨册汉译初稿成,经沧县李正芳(李五)阿訇一度修改,内容完全经堂语气,原文直译,未加注释。后译稿为马良把持,未加刊印发行。王静斋聘到海老阿訇后,并未参加译经工作,而是应聘至山东宋庄清真寺任阿訇。任职期间,以五个月的时间独自翻译了他的处女译作《回耶辨真》(伊祝哈鲁络汗格),交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发行。按:《回耶辨真》,又译名《回耶雄辨录》,上下两函,共6章13节。1854年,印度大阿訇赖哈麦图拉与德国基督教牧师帆得尔在印度哀克拜尔阿巴德城辩论两教相争的一些基本问题。双方商定在亚布得埋希罕旅馆公开进行辩论,辩论的焦点是基督教《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内容之变更与伊斯兰教《古兰经》经文之废止问题。印度阿布敦拉记录了双方的辩论内容,并将会前双方来往信件一并收入,整理成书,名曰《伊祝哈鲁络汗格》。西欧各国将本书译为多种文字,广泛发行,颇有影响。王静斋根据雷法尔的阿拉伯文译本译成汉文,在我国发行尚属首次。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为此书写的宣传广告中说:“我国自各宗教输入以来,从无宗教竞争之祸。盖各教皆自循本教之条例,并无摧残他教之举动。讵近数年来,耶教人对于我教颇多訾议,甚至投函于各清真寺要求谈判。其实彼侪所指之‘疵点’(若穆罕默德之以武力设道,并《古兰》是其造作,假托为主降真经等等),均不中肯。然而,若长此不已,难免我教人心摇惑。吾教学者王静斋大阿洪有感于斯,特将印度名阿洪赖贺麦图拉君所编《回耶辨真》一书译成汉文,读之可知二教之底蕴,并两教所争之点也。”同年,王静斋离宋庄改任京东三河大厂镇阿訇。

1915年,36岁。

        仍在大厂镇清真寺任阿訇职。在此期间,王静斋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聊斋》、《水浒》、《列国演义》、《四书参考备旨》及白话注解等。后因宣传伊斯兰教禁止重利盘剥,得罪了当地王某,大起纠纷,静斋自感直言招嫉,阿訇难当,遂辞职返津。闲居半载,又欲赴海外求学,便赴开封访友以筹川资,却未得一钱,徒劳而返。在这一年,曾一度担任《北京新报》编辑职务,代张子文编辑《回教史》、《雷门鼓》两个栏目。

1916-1918年,37岁-39岁。

        任北京什刹海清真寺阿訇职。因该寺年久失修,静斋阿訇不辞辛苦,第一次远赴上海,募集到钜款,重建南讲堂,彩绘北讲堂及大殿等建筑。此外,在暇时还照阿拉伯文印本抄录了全部四大册的《嘎追注》,并背诵旧经堂规定之四项课程。1917年秋,孙中山致函王宽阿訇,要他联合西北回民参加“护法运动”。王宽派弟子孙绳五至广州,听命于孙先生,支持其北伐事业。1918年12月7日(农历十一月初五),静斋的恩师海思福大阿訇逝世。为此,埃及《金字塔报》发表社论《东土第一人逝世》,其副标题写道:“……东土最亮的一颗明星陨落了!全体阿拉伯信士们,我们为他向真主祈祷吧!致哀吧!”

1919年,40岁。

        任北京崇文门外唐刀胡同清真寺阿訇,未满40日即因故自退。居家不久,出国求学之念复萌,欲效《无钱旅行家》之故事,作海外长途之冒险。于是仅带30元川资赴沪,卒因路费过少、护照未领,未能成行,悻悻然折回天津。是年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九日),王宽大阿訇病逝于北京。王静斋阿訇称赞他是中国“阿訇中划时代的人物”,对王宽阿訇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1920年,41岁。

        任京南安次县安育村清真寺阿訇,教授学生十余人。于正课之外,增加缩本阿拉伯文《回耶辨真》一课,并增添汉字读本一门功课。因当地有人反对,迫不得已取消了汉学。王静斋对此非常惋惜,称反对学习汉文的人为“乡愚”。暇时,从事选录《北斐亚布顿络盖抵勒酋长战史》。这部战史叙述了北非的亚布顿酋长与法兰西鏖战13年的经过,并有酋长与法军司令关于伊斯兰教之问答。为使中国穆斯林读者一目了然,王静斋在抄录这部阿拉伯文战史时,还“附以我国特创的通俗标志”,这种方法当时谓之“开拓”。但这部书名辞涉新,字句生疏,“开拓极其吃力”。在安育任职两年。

1922年,43岁。

        离安育。因“耻于应具之知识落后,当为之善功有缺”,为扩充眼界,增广见闻,取长补短,考察阿拉伯伊斯兰教实况,今后在中国推广教育,有益于宗教与国家,在太原马君图、南京马榕轩、甘肃马干三、天津杨小廷等人资助下,偕学生马宏道(联华),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其出国路线是:天津、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印度麻达拉司、孟买、苏彝士、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期间,每月可获两金镑津贴;除在校受课外,每日携纸笔赴国立图书馆阅书、随时抄录,自觉“千百年来未经前人解开之疑问,得以根本解决者很多”,收获很大;但是“波斯文诸书素所怀疑之点,未获充分解决”。按:中国回族穆斯林前往埃及求学,有史可考者首推清末马德新(复初),他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初、十一月初两次抵开罗。第一次仅住了半个月;第二次则一直住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在游学期间,马德新“采风问俗,博搜典籍。凡东土遗经所脱略,蒙昧难以臆解者,皆考证明确而无疑。乃挟奇经异籍,由海道东归。”[6]接下来是北京名阿訇王宽,1905年偕高足马德宝利用访问土耳其之便,在埃及住了一个时期。此后,有哈德成、周子宾阿訇民国初年至埃及。哈阿訇1919年出任驻锡兰、埃及经理,至1924年返沪,“营务所需,因时与西人游,得上下其议论。于是,所学益博而深,虽外邦人士亦括目视之矣。”[7]然而,他们似都未正式投入爱资哈尔大学课读。王静斋回忆:“彼时中国人在该校肄业者,我等以前,仅一甘肃人马姓。”[8]另据庞士谦阿訇《埃及九年》称:“在第一次大战的前后,有甘肃阶州赵映祥与陕西兴安马开堂二君到埃,正式投入爱大读书。”无论如何,王静斋阿訇应是中国穆斯林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开先河的人物之一。

1923年,44岁。

        秋季,赴麦加朝觐。在此期间,因为麦加地方政府不准中国哈吉在帐棚顶上悬挂中华国旗作为标志,中国哈吉“反抗无术,乃忍辱撤下”,静斋阿訇的爱国之心受到很深的刺激,强烈感到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他后来曾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写道:“呜呼!值此时代,国家无力,虽求与异国之同教弟兄一视同仁而竟不可得也!”朝觐毕,王静斋、马宏道师生二人在他人资助下,登轮船赴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游安卡拉。马宏道留土耳其深造,王静斋独返埃及,再入爱资哈尔大学,并被该校当局委任为中国学生部部长。按:王静斋为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首任部长,为后来中国穆斯林学生留学该校打下了基础。1931年12月以后,又有云南昆明沙国珍(汝诚)、河南孟县庞士谦(益吾)阿訇先后任留埃学生部部长。

1924年,45岁。

        春,年迈的双亲迭次函召归国,更因当时环境亦不允许久留,遂由苏彝士登法轮取道西贡至上海归国。此行共20阅月,静斋阿訇不仅增长了见闻,而且携回原本阿拉伯文经典六百余种,收获颇丰。归国后,他因不愿意卷入新旧两派之争的旋涡,拒绝了山东济南北寺之聘;为 “答谢慨助路费事”,接受马君图先生之聘,任山西太原教育厅谘议。

1925年,46岁。

        回天津后,开始翻译《古兰经》,由时子周先生从旁赞助。未及旬日,三月,离津赴山东阳信县六营村之聘任。历四个月,语体文的《古兰》译稿全部完成,便携稿回津,在回教联合会友人协助下从事译稿的修润工作。由于自感“译词欠妥”,将译稿束之高阁,仅从中节选成一本《赫提》刊出,以作投石问路之计。同年,赴北京访赵文府先生,欲取道新疆赴小亚细亚一游。赵劝王静斋留京译经,并出三百元资助。静斋遂改变初衷,留在东四清真寺南讲堂开始试译《古兰经》。又经侯德山(松泉)、杨开甲、常朗斋、刘景山、赵璞华、马瀚文等人资助,历20阅月,终于完成了这部甲种《古兰》汉译稿,存于侯德山之手。

1927年,48岁。

        九月,创刊《伊光》月报第一期,自任总经理及编译,尹伯清、陈鹭洲、张石麟、王辉庭等人先后任编辑、会计、发行等工作,弟王济民、子王宝琮也予以协助。宗旨:鉴于“现今的世界,非从前可比,东西洋如同是里外屋,种种的消息时发时至,所以国际间相需互助,各施其发展国权的巧妙手段。独有我国的同人,对于国外本教的消息,茫无所知……本报愿作国人的耳目,按期将本教各国的近闻,介绍给大家……作各方穆民同胞研讨学问、互换智识的小机关”(创刊词)。《伊光》月报社址在天津清真北大寺。每期四版,一万多字,内容丰富,涉及面较广,有经训、教义、教法、教史等译文,也有述评、游记、人物介绍、专访、问题讨论、新闻报导、各地教务活动、答读者问等。大部分由静斋亲自编写或翻译,并常在译文中附写按语和评介文字。月报印数每期一二千份,读者遍及全国,一概免费赠送。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各地捐助;二是广告收入。此外,还兼售国内外有关经书,代购国外原版经典。事实上,《伊光》纯系个人所办,翻译、撰写、编辑、校对、采访等均静斋阿訇一人。因种种原因,并未按时出版发行,脱期、中断之情况,时有发生,但总期号则按顺序一直排至1939年2月编发的最后两期停止,前后长达12年之久。这份月报,不仅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宝贵资料,也在中国伊斯兰教报刊史上占有一席极重要的地位,更是全面了解和研究王静斋阿訇学问、品德、思想、性格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1928年,49岁。

        任奉天省安东县(今辽宁丹东)东寺教长职。脱稿数年之《中亚字典》印刷出版,风行海内。今源按:《中亚字典》,俗称“王氏小字典”,系依据从天津一名德国牧师处借的《英亚大辞典》为蓝本编译而成。1908年王静斋任职于北京花市清真寺时即着手起草,辑了一本中文与阿拉伯文对照的小册子。1914年在山东宋庄时,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仅用四个月时间即完成了280张书稿。此后,屡经增补,至今方以石印出版。阿文由王静斋亲自书写,汉文由钱子安等人书写。这部《中亚字典》“除解释纯粹亚拉伯字句,并考证先达译而欠妥之字句外,更诠释近年列入亚拉伯文中之意、法、波、西、希腊等国译音字句,以及埃及与叙利亚之土语。缘以此类外邦语,今代亚拉伯文新刊物中多引用之,若不急于译出,则我远东读亚拉伯文者,实难领会近今之新著作,敢断言也。”[9]因此,这部字典对我国学习和使用阿拉伯文的人,对于回族人兼学汉文,都提供了方便;把回族中学习和应用阿拉伯文的范围扩大了,由一向局限于宗教生活和活动中导向了面向社会的其他学科。王静斋自称,这部《中亚字典》的出版是他归国后对伊斯兰教的“第一次贡献”。

1929年,50岁。

        任哈尔滨清真东寺教长,历三年之久。译《伟嘎业》第一集。按:《伟嘎业》系《伟嘎业吐洛雷挖业提斐埋沙贻里洛锡达爷提》的简称,其意为“遵从旧的传统,以明确《锡达业》上的各项问题”。编者系阿布顿拉席之子买哈摩代,是深受穆斯林学者所信赖的伊斯兰教教法学著作。风行我国的《伟嘎业注解》为阿布顿拉席所著,其人号称“帅德仑舍雷尔提”。

1931年,52岁。

        刊行《伟嘎业》。其《自序》云:“吾教教法学家,西方各地皆有,唯未闻中国出过与西土某某齐名的伊斯兰教法学家。故各国均有切乎本国人情、历史、习惯的教法经,独中国绝无。且阿拉伯以外之各邦,皆有用本国文字译订的教法经,以供国人参考,独中国绝无。乡老方面因不识阿文,研求教理势必领教阿訇。而阿訇们在早年所靠的,仅止半部《伟嘎业》。再进一步,约不过是《锡达业》、《克斐》、《母奈业》等等。余如波斯译本的《买哲母尔哈尼》、《卧希来囤赛阿搭台》、《欧母代吐洛伊斯俩目》一类的杂牌经,不惟挂一漏万,且较正典诸多出入。授者不辨真假,以为自右而左所横写的全都是经,而听者更无从辨别是非。所以,误传误信,相误至今仍未考正的问题不知凡几。

        “须知自右向左而读者,并非悉数是经,更非全是可依循的经。最不可靠的是波斯文译本,原著者多非有名的教法学家,所著当不在五级正典。若小小《模信吗台》,岂非一有力铁证?该本所记的‘买斯赖’有明显与正典上相左的,更有令人疑为十叶派所辑之言。而华北古今的阿林,竟盲人骑瞎马,始终不悟,不亦咄咄怪事?且盲从派的阿訇,向有几种怪癖:(一)所学无多,而应付无穷,信口开河,遇问即答。殊不知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每一问题,在众教法学家所宗的原理、原则不一,而论断亦互有不同。遇疑问岂可不加参考随便一答,任意批解?吾人有此积弊,所以乡老每有疑问,而因答辞不一,疑团莫解。(二)以上行下效、承误不改为守旧之标榜,最避忌有人问其所未学。自身于学业上蛙步自封,故对问者极表不满。遇乡老追究真理,动辄加以‘疑似猴’等等别号,甚至吹胡瞪眼,恶语相侵。(三)习染医家通病。医士诊脉开方,各趋一面,且多互相指摘。甲说乙谬解,乙说丙不通,至〔致〕使病家犹移不定,如居五里雾中。阿林们答覆‘买斯赖’,又何尝不是如此?学业虽系不精,而自信力非常之大,以个人为本位,不知有理有人。妒贤忌能,视为故常。(四)耻于查考或转询。吾人所知所记本极有限,人问我不知,不妨明说,以待查考;或转再请教他人,过日答覆当不为迟。但普通人的习惯,自以为不即时作答,显然学浅。其实,脱口即答,一旦失当,正是自暴无知,丧失信用。(五)以先入者为主,视己所未闻者为奇说异端,将错就错,死不认错,以为一经认错即为奇耻大辱。实则知错认错乃贤者之本色。此上五端,相沿成风,拔除不易。

        “自海禁大开以后,印版可靠的大经充满华夏,参考有据,正是学者藉资猛进之良机。然实地考查,在我华北,并未见显著之发展。有的讳病忌医,依然辗转敷衍,以为不如此,不足以维持旧观;有的立志较坚且有系统的宣传,但因处于四面楚歌地步,苦于无从着手。今天,鄙人遍观潮流所趋,拟作一个空前的大揭穿,志在扫除多年积弊,故有《伟嘎业》之译。此经为吾侪多年之读本,且为一般乡老所熟闻。就《伟嘎业》本文缀以详尽的解释,取材于数十种可靠正典,秉笔直书,彻底表白,俾使不识阿文者得以直接研究教法,可于最短时间阅读译自群经之言,获得教法上之卓识。此吾多年宏愿,及今实现,乐何如之!原本上关于‘模阿埋俩提’(社会交际)各项非中国穆民所需要者,姑且割弃,故称此译为《选译详解伟嘎业》。他如‘尔巴搭提’(关于作净、斋、拜、天课、朝觐等门类),一概次第照译,惟原注有时删繁就简,别如详注也。”

        同年7月,开始翻译《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该《字典》俗称“王氏大字典”,系以《英阿双解新字典》为蓝本翻译而成。原本购自埃及,编者名为伊洛雅司·荫通,八开本,约700面页,系英、阿文注释本。王静斋将英文易以汉文解释,不到半年时间约完成半数。他在《述我半年来之工作》一文中说:“这次译的字典,每页仍分左右两栏,一栏三十行上下,全部不下六万来字句,比那先译的《中亚字典》别具特长。应今后新旧学子之需要,再为我读阿文者开一新纪元。内容搜罗之美备,可与华英等字典相埒。”“本教专攻阿文者人手一篇,得以引起用汉文研求现代科学之兴趣,如此美品,可谓世所罕见。”由此可知,静斋阿訇对这部新字典之价值判断是很高的。

1932年,53岁。

        膺任天津三义庄清真寺教长职。2月4日,甲种本《古兰经译解》由中国回教俱进会刊印于北平。这是王静斋阿訇发表的第一部《古兰经》汉文译本。农历二月,其父兰庭阿訇归真。

1933年,54岁。

        积极倡行遵经革俗,“一反往常之从俗敷衍”,决心“摆脱旧束缚,改造新环境”。因此引起天津穆斯林中一些人的强烈不满。旧历闰五月,子宝琮病逝。静斋阿訇深感丧子之痛。

1934年,55岁。

        任北京宣外教子胡同清真寺教长,萧德珍阿訇接任其三义庄清真寺教长职。秋季,海宏鋆、海朝英(1902-1981)父子率部分教众发动“天津市驱逐新行运动”,称王、萧等人为“猴都斯”(新行),发表了《天津市驱逐新行运动第一次报告书》,用武力占据了三义庄清真寺,将萧阿訇等遵经革俗者逐出寺外。王静斋闻讯后义愤填膺,接连发表了《海氏父子听着》、《新旧与是非辨》等文;萧德珍也相继发表了第一、二、三号《天津三义庄清真寺教长萧德珍宣言》。王静斋力主具呈天津检察处,控海氏父子“纠众作乱,侵占寺权罪”。结果,海氏被判处两个月徒刑。按:中国伊斯兰教内部的新旧教派之争,依庞士谦大阿訇的观点,均为细枝末节之争,并无重大理论分歧。纠缠不休,争论不止,甚至大打出手,致伤人命,不利于团结,无济于教门的健康发展,教训是深刻的。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依照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宗旨,各信各德,相互尊重。新中国成立后,都是这样作的,从而彻底结束了伊斯兰教内部派争悲剧的发生,增进了穆斯林之间的大团结。

        同年,《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在北京刊行。按:这部字典系经赵振武先生介绍,由北平永华印刷局制版印刷,中文及阿拉伯文均用铅字排印。付印前,由山东米焕章阿訇校正。静斋阿訇在本书《自述》中说:“自着手迄于竣事,数易寒暑,殚精竭虑,幸观厥成,今值出版,不得无一言以志颠末。非敢曰争,聊以适应新时会[“时代”或“社会”?]之需要,期有补于同道耳矣。”这部字典内容充实丰富,具有时代性,是王静斋为中阿文化交流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1935年,56岁。

        应山东第一路总指挥赵明远先生之聘,任青州城内、外两个清真寺的阿訇。上任后,开始续译《伟嘎业》第二集,两个月后脱稿并于年底得以发行。这一年,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说王静斋与日人川村狂堂相勾结,煽动华北回民有所异动。“中央党部疑信参半,乃密令全国大小机关,随时侦我行动。余得此消息后,亲赴南京中央党部自首。结果,得当事者充分谅解,通知全国各机关取消前令。于是,仇我者未得如愿以偿。”[10]同年,“因在青州不容于愚众”,辞青州阿訇职回天津。行前,赵明远约静斋阿訇专任翻译本教经典工作,并叮嘱他在北京买房以作常住地点。

1936年,57岁。

        在北京西单牌楼回教俱进会总部,组织“中国回教典籍编译社”;开拓《欧母代序文》(回教法学通论)并修润赵明远之母丁蕴辉女士的遗稿——波斯文的《老欧母代》,均得以刊行问世。同年,又应甘肃喇干臣、马环吾之请,从事译定《回教遗产继承法》, 并自动译《回教亲属篇》。此外,他在《伊光》第81期上撰文,纪念西北地方著名大阿訇、中国伊合瓦尼教派的创始人马万福(果园哈吉,经名努哈,1849-1934)。文中指出:“我东方若河南、安徽、江苏以及近年天津三义庄等处教门得以发展,不再为异端恶俗所弥漫,皆不外直接间接接受马老之倡率有以致之也。”称赞果园哈吉是“一代贤豪,生来值得”。

1937年,58岁。

        重译《古兰经》,并拟扩大解注,更约马邻翼先生担任斧正。写《五十年求学自述》,详细记载了自己50年来的求学坎坷经历,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在该文最后他写道:“要而言之,余自亡清光绪十三年(1887)而至现在,五十年来,无时不在求知中。学问无止境,正如阿拉伯先达所谓:‘求知,始自摇床,止于坟墓。’盖以人生最大之乐趣,莫过于求知。‘知昨日之所不知,有如失物而复得。’其乐可知,此亦阿拉伯人之格言也。功名富贵,不足为乐,以其俨若过眼云烟,难望持久。知识为随身之珍重,知者纵至落魄奇穷而不觉为苦。良以真乐存乎其心,患得患失,早已置之度外。故我深信,欲求精神上切实之寄托,除努力求知始终不渝外,别无良法可图也。”充分表达了静斋阿訇对知识的渴望和远大抱负。今源按:生命不息,求知不止,是主命,是圣训,也是王静斋大阿訇一生的真实写照。将孜孜不倦求学、始终不渝求知,说成是王静斋的最大特点,似不为过。

         夏季,至西湖蒋庄修稿,工未竣而热病发。归津后,入共立医院治疗,至九月上旬出院。赴北平,继续未竟工作。其时,平津已在日寇铁蹄之下。静斋自知不可久留,遂携应用的十几种经书,离开北平、天津,先到青岛,又到蚌埠住了一个多月,把甲种汉译《古兰》修正了一次,年底转赴郑州。在郑州住清平里清真寺。十二月十七日起,开始着手翻译经堂语体的《古兰经》。至三十一日止,完成了前四卷的翻译工作。

1938年,59岁。

        继续在郑州清平里寺译经,至一月十九日,完成了第五、六、七卷。十八日迁至武英里清真寺,续译第八卷。未完,赴汉口,不久又迁武昌山后清真寺。在武昌寺,至五月十五日,先后完成了第八、九、十、十六、十七、十八、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卷。此时,《中国回教抗日救国协会通告》忽然停刊,王氏每月40元收入随告终结;其友时子周先生要赴宁夏莅任教育厅职,临行之前给王200元生活费。王静斋将其中100元寄回天津家中,另100元作了恢复《伊光》月报的经费。接着,随青年战地服务团搭平汉车赴信阳;继而又搭车往郾城,先住清真北寺,再居西寺女子礼拜殿,有学生回登峰与之同居,他二人的生活费由当地回绅谢金贤供给。住了两个月,出了两期《伊光》,译了二十一至二十六卷及二十七卷前半卷共六本《古兰》。又赴武汉,奔宜昌,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续译完第二十七卷、十九卷、二十卷、十五卷《古兰》。登大豫轮船,赴重庆,在船上将十五卷译完。九月二十二日抵重庆,先至仓平街清真寺,又至清真西寺,在大殿旁一四面见天的凉亭里居住。自九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七日,译完乙种《古兰》汉译本,并于十二月一日起,开始了他的丙种《古兰》汉译工作。这丙种译本,他初名之为《白话汉译古兰天经》,用普通白话体裁,并加《哲俩来呢》原注,有时补以《侯塞呢》、《煮麦利》等经注;注释应有尽有,对每节经文颁降的原委都考证清楚,一无漏缺;有助于抗战的经文,多加注释并藉之有所发挥。

1939年,60岁。

        续译丙种《古兰》。“日夜赶作,刻不停息”。二月十二日飞成都,除继续译经外,还借阅了大量英、阿文参考材料;请虎世文阿訇代校乙种译稿;发表《我之译经小史》、《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等重要文章。在《我之译经小史》一文中,他透露自1937年春起曾着手译丁种《古兰》,后闻唐柯三、孙燕翼、马松亭、王梦扬等共组译经团体,由唐氏充汉文主稿,遂将丁种汉译从缓。

1940年,61岁。

        经稿未及修正,突被日机炸毁。九月,移居北碚云龙山庄,重振旗鼓,索居斗室,手不停挥,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译经。

1941年,62岁。

        自去年九月十九日至今年三月十七日,译完全部三十卷。脱稿后,应约赴宁夏。自八月一日起,整理译稿。

1942年,63岁。

        至八月,全部译稿(乙种本)整理完毕,付印六十部“非定草”。此后两年,曾受马汝邻之聘赴甘肃平凉,任国立陇东师范学校阿文专修班班主任,讲授《古兰经》。在此期间,居住在旅平清真寺内,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1945年,66岁。

        夏,飞抵陪都重庆,“就正于乡友时子周先生。时君熟读穆罕默德·阿力英文译本,对于《古兰》的内容颇有心得。同时,更佐以郁思甫·阿力的译本作对照。历时不足两个月,举凡未能决定之译句,半多迎刃而解。迨至八月日本投降后,告别陪都,飞回兰州,继赴陕西。濒行,得白健生先生面许,还都后在沪滨付印。”[11]

1946年,67岁。

        一月,离陕西,经开封,于古历年终至南京。白崇禧促其赴沪筹备印经事。抵沪后,在许晓初帮助下,于三月十八日与永祥印书馆订立合同,付印《古兰经译解》(即丙种译本)五千部。十月上旬正式出版发行。十月五日,给他译经以很大帮助的胞弟王济民与世长辞,故其心情极悲痛。十月,写了《译者述》,介绍自己译经的宗旨及全部经过。全经有注释1943条,另有“略解”、“附说”,对经文详加注解及发表个人看法,是深受国内穆斯林信赖和喜爱的《古兰经》汉文译本,广为流传,影响很大。

1947年,68岁。

        在蚌埠住杨茂堂先生家中翻译经典。译波斯人萨迪的名著《古洛司汤》为《真境花园》,四月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出版发行。

1948年,69岁。

        出游西南各省,考察我国伊斯兰教文化及学术研究情况。下半年,应台湾穆斯林聘请,出任台北清真寺阿訇。因不习惯于当地生活环境和各种条件,在那里只呆了几个月,翌年春返回大陆。

1949年,70岁。

        在旅经贵阳时,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5月25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归真,葬于贵阳郊外白桦山回民公墓。



[1] 一说王静斋诞生于光绪六年(1878);据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推论,应为光绪五年(1879)。

[2] 王静斋:《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

[3] 王静斋:《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

[4]王静斋:《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

[5]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

[6] 聘三:《马复初先生事略》,见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第58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7]白寿彝:《哈德成阿訇墓表》,同见上书,第636页。

[8]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同见上书,第628页。

[9]见《〈中亚字典〉业已出版》一文。

[10]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第630页。

[11] 王静斋:《古兰经译解·译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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