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DeepFocus 
采访 | 2miao
编辑 | 章三
昨晚，在平遥古城月台露天影厅，第二届平遥国际影展·平遥之夜后，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新作《红花绿叶》迎来了它的国际首映。导演携主创胡维捷、罗克旺、马思琪同台亮相。
拍摄于回族村落，这里生活着信奉伊斯兰教的村民，《红花绿叶》的故事根据一对新婚夫妇展开。因为自幼患有一种顽症，李国清（古柏）认为自己不是个可爱的青年人，也没有成婚的打算。在家人的安排下，他出乎意料地娶到了一位能干且俊美的媳妇阿西燕。突然间两个陌生人就要睡在一张炕上了。随着日子过去，他们开始了解到对方结婚前被长辈隐去的秘密。他们能学会原谅彼此并培养出爱情嘛？他们能尝到幸福家庭的滋味吗?
《红花绿叶》细腻地抓住了古柏内心的情感起伏，而他对家庭的努力一直是清晰可见的。这是一部人道主义的影片，牵挂平凡的人并赋予他们尊严感。导演刘苗苗是第五代导演的女性代表，也是最著名的中国穆斯林女导演，她再次把镜头对准西北部地区，平实而真挚地展现了这片她所热爱的土地和其穆斯林居民们。
导演介绍
刘苗苗（导演、编剧）
中国第五代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杂嘴子》荣获第50届义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义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该片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2004-2008年曾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师。
刘苗苗导演
对话刘苗苗
深焦：您是中国第五代导演，您的电影生涯很早就开始了，在《红花绿叶》之前，您有数年没有拍摄电影新片。请问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拍片，又为什么想拍这个电影呢？
刘苗苗：每个导演都有“短板”，“短板”也是个性。近些年中国电影畅行的影片类型，不是我想拍的电影，我想拍的电影也不是大部分投资方能一眼看出商业利益的。这是多年没有拍摄新片的主要原因。有幸与北京中北通达结缘，《红花绿叶》得以成片。拍这部电影主要是想呈现真诚、质朴的艺术气质，从目前电影市场看，这种气质已属罕见。另外，深感从世界范围而言，伊斯兰教被极端化，同时也被误读。而任何冲突的缘由皆因缺乏真正的沟通，以及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很想通过这部影片为此尽微薄之力。
深焦：给我们透露一点本片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涉及中国穆斯林群体生存状态的影片。
刘苗苗：影片讲述了两个生活在中国西北乡村的回族穆斯林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婚前，他们都有着各自的隐情。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愿嫁。在家人的极力撮合下，他们结婚了。此后，他们经历了彼此渐渐接纳，直到共同接受命运、担当命运的过程。
深焦：影片启用的是全回族穆斯林演员，他们大多都是非职业演员，您如何考虑这一点？又是如何找到他们并指导他们的表演呢？
刘苗苗：全部启用穆斯林非职业演员是为了让影片具有鲜明的生活质感。从外部形象说，这些演员本身回族穆斯林特征很明显，这是启用非穆斯林职业演员无法做到的。回族穆斯林非职业演员在家族宗教氛围中长期熏习，举手投足与影片人物自然接近。想让非职业演员完成人物，仅仅靠训练和拍摄中的启发是很难做到的。必须从剧本创作开始，选择适当的风格、类型，以及非职业演员可能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
在镜头语言语法的运用上，也要应对非职业演员的特点灵活把握。你问这些演员是怎么找到的吗？说实话，都是哄骗来的亲朋好友，按照伊斯兰教规，回族是不提倡演戏的。
《红花绿叶》剧照
深焦：影片是根据作家石舒清的小说《表弟》改编的，怎么选到这则故事？您做了怎样的影视化改编？能谈谈和石舒清的合作关系吗？
刘苗苗：石舒清的小说《表弟》最吸引我的是男主人公，这个有精神疾患的人物打动了我。我自己有精神病史，对这类患者的生存困境感同深受。影片淡化了小说原有的较浓重的宗教性，使之融入日常生活。影片较小说有了更强的故事性。
石舒清是出生于故事发生地的优秀的穆斯林作家，十几年前，我和他曾就他的另一篇小说开始合作，由于种种原因合作未果。石舒清的小说关注人物内心、淡化故事，非常注重细节刻画，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用电影形式呈现他小说的样貌和内涵是有一定难度的，而这也恰恰是很吸引我的地方。
深焦：影片选择用男主角古柏的视角来讲述问题，这是一个被村民看作弱者的男性，而且他还是一个心思极为细腻的男性，但他又有自己的抗争性在，这种设定很有意思，您是有意识地在反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嘛？
刘苗苗：是的。男主人公古柏是内敛的、隐忍的。他温厚而不懦弱，自尊而不强势。在我心目中，古柏就是精神贵族。
深焦：片中涉及包办婚姻、少数民族、穆斯林人群等主流电影很少触碰的元素，但您并没有故意强调这些话题点，您是如何考虑的呢？您又如何理解中国当下的穆斯林生态和自己回族穆斯林导演的身份呢？
刘苗苗：在中国，伊斯兰教属边缘文化，处于聚居地之外的回族穆斯林汉化程度较高（所谓聚居地指西北五省、东北三省、云南省部分地区）。我个人出生于城市，少年时就远离聚居地。因此，我的回族穆斯林导演身份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和创作带来特别的影响。我要是生活在聚居地的乡村就可能早早被嫁人，接受初级教育都很难，更不要说学艺术了。
“回族”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回族穆斯林特有的称谓，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当代中国穆斯林的生态是良好的。关于包办婚姻、少数民族等问题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我更想突出的是人物和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有关自卑、尊严、担当……
《红花绿叶》剧照
深焦：影片在您的家乡拍摄，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刘苗苗：我出生在宁夏银川，祖籍是河北沧州，父辈由于工作原因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调动到宁夏。我在影片拍摄地生活过四年（十二岁到十六岁），那里通称宁夏西海固地区，是中国典型的回族穆斯林聚居地。这四年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海固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可以说是苦甲天下。西海固让我懂得了坚忍、质朴、深情并因此受用终生。
深焦：拍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难题嘛？您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刘苗苗：影片拍摄成本三百多万人民币，这个成本是我主动和投资方商定的。艺术电影的市场回报众所周知，我不能让资方赔本，还希望尽可能有一定的利润，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是唯一的办法。低成本和保证影片品质的矛盾在制作中深深困扰着我。外景地气候极不稳定，天气预报基本不准确，非职业演员在拍摄中需要更多时间排练，而低成本必须节约周期等等，可以说每天都是举步维艰。影片终于以二十七天的拍摄时间完成了，但停机后我常常从恶梦中惊醒，都是有关拍摄现场出现种种障碍，拍摄无法为继的梦境。
深焦：影片导演署名除了您自己，还有本片的摄影指导胡维捷，您能介绍一下这位特别的人物嘛？他在本片拍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多重角色？
刘苗苗：联合导演胡维捷是我的师弟，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所以他也担任了影片的摄影指导。十几年前，他正在北京一家咖啡馆和朋友谈一部他很喜欢的电影，我也出现在咖啡馆，他谈的电影是我导演的《家丑》，我们就这么认识了。那时候，我时尔被疾病困扰，胡维捷多年来一直鼓励我坚持创作理想。我发病住院时，无论怎么封锁消息，他都能在精神病院找到我，带着一脸顽皮的笑，好像在说：“又闯祸了吧？”他这一笑让被关在铁门里的我觉得自己不过是感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深焦：本片很平实地展现了中国少数族裔的日常生活，祛魅地展现了真实中国的样貌。您希望海内外观众从这部影片中得到什么呢？
刘苗苗：中国在发展，苦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回族穆斯林聚居地也在发展变化中。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报告，今天西海固人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影片尊重这种发展和变化，也为西海固的回族同胞正在摆脱贫困深感欣慰，我们尽可能真实地将这一切呈现给海内外观众。我想通过这部影片让观众深信：什么都可以变，唯有真诚、质朴、深情是不可以变的，也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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