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的印度，穆斯林与印度教统治者发现，伊斯兰信仰教义中关于“清真”（Halal）与“非法”（Haram）的绝对区分，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并不是一直都行得通。正如历史学家萨蒂什·钱德拉（Satish Chandra）教授所言，历史上的印度统治者学会了在信仰与治国之间寻找平衡。
这一古老的经验，如今在印度再次被提起。上周，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公开声称“清真认证产品资助恐怖主义”，引发巨大争议。而印度穆斯林群体则回应，清真不过是一种饮食选择，正如印度传统中的“萨特维克”（Sattvic）或耆那教（Jain）的素食饮食一样。
现如今的印度，围绕“清真”的争论愈演愈烈，我们不妨回头看看“清真”的历史渊源，以及亚洲各地人们在不同年代对“清真”的理解。最初，“清真”是规范穆斯林行为的宗教概念，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它先后成为身份标志、迫害暗号、政治工具，最后发展成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产业。
简而言之，当代印度对“清真”的理解，与历史上印度社会的认知几乎毫无关联。在喧嚣的政治口号之外，我们或许应该追问：印度历史上的“清真”，究竟意味着什么？
忽必烈的“清真事件”
简单来说，“清真”（Halal）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法中被允许或推荐的行为，它的反义词“禁忌”（haram）指被禁止的行为，它的对象，只针对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虽然今天的印度新闻里，“清真肉”成为一个常见词，但“清真”的范围其实远不止饮食，它涉及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商业交易到婚姻习俗，皆是如此，都全部都是仅针对穆斯林。今年早些时候，印度副总检察长图沙尔·梅赫塔（Tushar Mehta）在法庭上表示惊讶：连瓶装水也能获得清真认证？然而，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清真”指的就是穆斯林认为“可取、可购买、可为”的一切行为或物品，其原材料甚至制作过程都需要符合伊斯兰信仰的规定。
正因如此，清真的实践内容千差万别，它既是穆斯林的自我认同方式，也常被他人用来划界甚至歧视穆斯林的理由。有一件著名的历史事件，充分说明了“清真”如何引发误解，中世纪的多位史家（包括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都记载了这一事件。
公元1280年，一群穆斯林商人带着珍贵的鹰与隼，前往今天的北京，向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汗（1215年-1294年）进贡。历史学家约翰·埃尔弗斯科格（Johan Elverskog）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与伊斯兰》一书中，对此事作了详细分析。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当时他统治着中国，虽然他对礼物十分满意，但宴会刚开始就尴尬收场——穆斯林商人拒绝食用宴上的肉菜，理由是“不清真”，这引得忽必烈勃然大怒。
不久后，即1280年1月27日，元世祖忽必烈颁发诏令，指责穆斯林群体造成了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动荡。他认为，穆斯林拒绝融入蒙古传统，那些穆斯林商人拒食“非清真肉”的事件就是例证。于是，他下令禁止境内的多种穆斯林习俗，包括清真屠宰、割礼与穆斯林内部婚配。
不过，正如埃尔弗斯科格所言，忽必烈并非冲动之人，而是一位极其老练的政治家。在蒙古统治的中国社会中，自成吉思汗开始，穆斯林就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担任政府高官、商人、税吏等职务。历代蒙古统治者及元朝君王，包括成吉思汗本人，对穆斯林都非常宽容。然而，中国的儒家官僚阶层对他们始终心怀戒备，再加上当时几起涉及穆斯林大臣的贪腐丑闻，且忽必烈故意并未加以惩处，使穆斯林官员的声名受损。或许，忽必烈正想借此机会转而讨好汉人官员与百姓。然而，讽刺的是，埃尔弗斯科格指出，那些所谓的“穆斯林叛乱”其实并未发生在忽必烈的领地，而是在中亚地区。
此次事件之后，大量穆斯林商人和官员被迫离开元朝领土，他们的离去，也带走了丰厚的税收与贸易收入。很快，忽必烈就意识到损失惨重，即刻撤销了禁令。但正如埃尔弗斯科格的评论所言：“伤害已然造成。”自此以后，穆斯林再也未能在中国恢复昔日的影响力，而忽必烈的后代不得不转而应对更棘手的儒家官僚体系。
印度统治者与商人眼中的清真
与此同时，在印度次大陆地区，“清真”的意义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在印度北方，德里苏丹国建立起强大的穆斯林统治政权，许多从蒙古铁蹄蹂躏的中亚地区逃来的穆斯林学者和宗教人士，也在此落脚。由于这些穆斯林学者多持保守甚至激进的宗教立场，于是，宗教学者与穆斯林统治者苏丹之间常常发生争论。正如钱德拉教授在《中世纪印度：从苏丹国到莫卧儿王朝》一书中所言：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很快意识到，宗教教义中的“清真”与“禁忌”，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的统治与治国。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印度穆斯林王朝，有些穆斯林学者自己都常常不遵守经典。例如，公元十三世纪德里苏丹国希尔吉王朝的开创者，贾拉鲁丁·希尔吉（Jalaluddin Khalji）主张宗教宽容，并拒绝使用暴力强迫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因此招致保守穆斯林学者们不满（讽刺的是，强迫改宗在伊斯兰教义上本身也是“禁忌”，属于违反伊斯兰信仰的行为）。而他的侄子兼继任者阿拉乌丁（在位：1296–1316）则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维持秩序，结果德里法官又指出，这种暴力统治同样违反教法。
再往后几百年，中世纪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科泽科德的印度教君主萨摩林（Zamorin），以宗教宽容和精明的海上贸易政策著称，他与港口的穆斯林商人之间也达成了一种互惠共存的妥协。正如《思考中世纪》一书中早期版本提到的那样，印度沿海的印度教统治者历来善待穆斯林社群，穆斯林商人回报他们的不仅是丰厚的贸易与税收，还常在政治与经济上提供援助。于是，印度教统治者和穆斯林群体之间自然形成互相尊重的约定。十五世纪三十年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随行翻译、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马欢在描述印度地区时写道：“国王与百姓都不吃牛肉，但有的贵族首领是穆斯林，他们不吃猪肉。很久以前，有位国王与穆斯林立誓：‘你们不吃牛，我不吃猪，我们彼此尊重各自的禁忌。’这项约定至今仍被遵守。”
按伊斯兰教法，牛肉对穆斯林来说是清真的，而印度教徒对于猪肉也没有任何禁忌，事实上，中世纪的印度宫廷手册《摩那萨洛萨》中甚至记载了烤猪肋排的做法。但在历史上的印度，宗教条文却无法阻碍人们为共存找到现实的妥协与退让。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莫卧儿穆斯林帝国皇帝阿克巴（在位：1556–1605）的政策中。他先是在特定日子限制屠牛，后来几乎全面禁止。钱德拉教授认为，这一政策旨在让拉其普特的印度教诸侯更紧密地融入穆斯林帝国体系，阿克巴也可能受到宫廷耆那教学者（如哈里维贾雅·苏里）的影响。然而，穆斯林学者们则对此极为不满。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在历史上的印度，像达利特等受压迫群体，过去依赖牛肉与牛皮谋生，直至十七世纪，他们依旧未得到印度教社会的接纳，他们又是如何生存的呢？尽管如此，这项禁令一直延续，直到是莫卧儿帝国晚期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1618–1707）即位后才得以取消。奥朗则布以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加强中央集权和扩张帝国疆域著称，他恢复了穆斯林宰牛的权利，但出于公共秩序考虑，仍会在特定时段暂时限制。
当代世界的清真观念
由此可见，几个世纪以来，在印度社会，“清真”这一概念的含义极为多变。它不仅关乎饮食，也关乎公正统治、婚姻制度与金融往来。而印度次大陆长期以来都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灵活处理“清真”与“非法”的界限，以适应多元社会的现实，或者至少顾及并考虑不同族群的民族感情。
还需要指出的是，前现代社会的“清真”概念，与现代消费社会的“清真”并不相同。20世纪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全球穆斯林开始了寻找身份认同的浪潮，“清真”这一概念则被赋予全新的意义。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也催生了庞大的清真消费群体。当印度的右翼政客将“清真”作为政治武器，用来歧视工人阶层的穆斯林群体时，世界其他地区对“清真”的态度却更为务实。讽刺的是，这反倒更符合印度的历史传统，毕竟，就像穆斯林可以吃“萨特维克”素食一样，印度教徒或基督徒也完全可以食用、生产或销售清真产品。
根据《全球清真产业：研究指南》一书估算，全球“清真市场”的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涉及食品、旅游、时尚、医药化妆品以及媒体娱乐等各个领域。穆斯林占多数的印度洋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历史上就是中世纪印度的重要贸易伙伴，在这些领域中占据领先地位。而新加坡、荷兰、比利时等非穆斯林国家，也在清真产业中分得可观的利润。
尽管欧洲极右翼仍在争论文化同化与融合，但许多欧洲国家仍设有官方清真认证机构。从印度与欧洲的历史角度看，这令人感到讽刺：北方邦的人口比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人口总和还多，穆斯林人口甚至超过整个摩洛哥的人口，但北方邦却依旧不愿承认清真认证。
历史上的印度社会始终以一种灵活、包容的方式，使信仰与现实得以共处。然而，到了今天的印度，“清真”被重新政治化、被误解、被利用。讽刺的是，这种狭隘的态度恰恰背离了印度自己的历史传统，那个以妥协、尊重和共存为根基的传统。
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对信仰的误读，也许能赢得一时的掌声，却终会让社会失去理解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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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叶哈雅
出处：The Print
原文：Here’s how Khilji, Akbar, and Hindu rulers dealt with Hal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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