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汉语译本史

  伊斯兰教自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至明代的近10个世纪中,《古兰经》既没有阿拉伯文印本,也没有汉语译本,只是手抄经文予以流传。其因有二:一、尚未出现兼通阿拉伯文和汉文学者从事译经工作。二、《古兰经》系阿拉伯文“降示”的经典,用其它文字译经难以表达经文的真谛奥义,故怕失去伊玛尼(信仰)不敢译经。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通汉语的广大穆斯林迫切要求以汉文讲经、解经,了解经义。后清真寺经堂教育兴起,由经师用经堂语解其大义,口传心受。同时一些兼通阿文的经师和学者开始了译经的尝试。从17世纪至今,中国的译经活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抽译(编译)、选译、通译合全译4种类型。

  (1)抽译。约在17世纪初至18世纪前半叶,清初一些兼通中阿文的穆斯林学者,在其汉文译着中,因探本溯源、引经据典之需要而引述《古兰经》中的有关章节,曾抽译过经中的片断文字,如王岱舆所撰《正教真诠》,自称“其中道理悉本尊经”,马注所撰《清真指南》中,称他“纂辑真经,抽译切要”。刘智所撰《天方典礼》及《天方至圣实录》等译者中,偶或引用《古兰经》中的局部内容,出现过片断汉译文字。其中第1和第112两个较短的章,仅寥寥数语,其余摘译文字更短。译述者均持慎重态度,多认为天经奥义神妙,不敢冒然揣译,唯恐“涉伪词以背主”,仅限于意译或转述。因此,抽译段落极少。

  (2)选译。约在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穆斯林中广泛流传一种《古兰经》阿文选本,名为《海特姆・古拉尼》(简称《亥听》或《十八个苏赖》等),主要是选辑了《古兰经》首章,第2、3、9、各长章的若干节,第36、68两个篇幅中等的章,以及第86、87、93、94、97、99、102、103和105~114等18个短章(共涉及24章),作为精读常诵的选本。以此为蓝本的汉译本可分为两类:一是音译本,使不懂阿拉伯文的穆斯林读者据汉字注音拼读,如1882年刻本《汉字赫听》,稍后又有《赫听真经》;另一类是译注本,除对音外,附有经堂语之译文与注释,如1866年出现的《经汉注解赫听》。20世纪以来,属于此类选译本的由马魁麟、杨德源、马联元、杨敬修、李廷相等人的《宝命真经》、《天经译解》、《古兰经选》等。上述选译本,起初多半是用经堂语翻译,有的则在汉语词汇中夹有阿拉伯文译音的词汇,对以后的译经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3)通译。19世纪末叶,马复初开始按《古兰经》卷次试行通译,据传已完成20卷,原稿毁于火灾,幸存者是前5卷,已付印问世,名为《宝命真经直解》。20世纪以来,通译尝试者也由局部译本问世,如上海《回教学会月刊》发表过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用文原文翻译的《古兰经》3卷,张秉?译出版过前两卷韵译本。此外,由李宗庆口述、成达师范师生笔录的经堂语译本虽未正式出版,但原稿受到珍藏,并有附印本被保存。以上通译本,广大读者虽未见到全貌,但已表明通译全经的工作早已开始。为适应穆斯林需求,通译本已成为译经活动发展的必然趋势。

  (4)全译。从20世纪20年代至80 年代的60多年间,《古兰经》的全译本陆续刊刻出版,包括下列9位译者的11种全译本问世。有李铁铮的《可兰经》,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甲、乙、丙3种译本,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杨敬修的《古兰经大义》,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马坚的《古兰经》,林松的《古兰经韵译》,仝道章的《古兰经》等。上述译者中,李铁铮和姬觉弥是汉族人,主要依据日文、英文译本转移,约请了穆斯林学者参与核校;其余都是回族穆斯林。除李铁铮、姬觉弥和杨敬修3种译本外,其余诸家译本均有注释。马坚原译本前8卷有注解,因全部注释尚未完成,译者去世,为保持体例协调,全译本未附注释,现有伊斯兰世界联盟印行的阿文、汉文合刊本。这些全译本,或用凝练雅典的文原体,或用通俗畅达的白话文,或用寺院教学的经堂语,或用顺口悦耳的押韵体,各具风格,供广大读者自行择取或参照阅读。《古兰经》选译本和全译本以多样化的译笔问世,受到通用汉语的各民族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也标志着译经活动在学术上有可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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