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为欧洲播下文明复兴的种子

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的黑暗之时,以伊斯兰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对于这种文明的地位,权威的科学史学家的评价是,纵向来看,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腊、罗马)启后(文艺复兴)的作用;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韦尔斯(H.G.Wells,1866~1946年)写到:“由希腊人开创的对资料的系统性的积累,因伞族人(闪米特人,此处指阿拉伯人——笔者注)令人震惊的复兴而得以继续。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种子久已沉睡,失去生机且被遗忘,如今开始开花结果了。”(《世界简史》)

而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则写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许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兴文明。由于他们良好的政策,使许多民族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连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们情愿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和建筑艺术……”

了解一些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西方学者曾广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帝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因此,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历史学家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的《阿拉伯通史》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把那些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视为阿拉伯人,而且地域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半岛,那么在中世纪的第一个篇章里,就人类进步而言,没有任何民族做出的贡献堪与他们相比。除了远东之外,数个世纪以来阿拉伯语在整个文明世界作为学术、文化和知识进步的语言。”

作者罗伯特·伯瑞弗尔特(Robert Briffault,1876~1948年)在《构建人性》中则更加明确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的角色。”“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正是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居斯塔夫·勒朋还旗帜鲜明地指出:“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e,1854~1931年)说:“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高等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欧洲播散。

以下引用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哈里发希沙姆三世(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请求哈里发允许他派遣王族成员前往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乔治二世——英国、高卢、瑞典及挪威的国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方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笔者注)。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一份礼物。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落款:您顺从的仆人——乔治”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公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24年建立的那不勒斯大学。

尽管基督教世界翻译穆斯林的科学著作在诸如巴塞罗纳、里昂或图卢兹等地都有进行,但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无疑是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从公元8世纪至11世纪下半叶的3~4百年之间由阿拉伯或摩尔穆斯林治理的城市,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聚集之地,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科学著作,至少应该有几百部以上或者更多。事实上,欧洲也因此而涌现出诸如桑塔拉的休(Hughof Santalla,1119~1151年)、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of Cremona,1114~1187年)、普拉托(Plato)、阿德拉尔德(Adelard,1075~1160年)、罗杰·贝肯(Roger Bacon,1214~1292年),以及切斯特的罗伯特(Robertof Chester,成名于公元1145年)和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这些翻译家来自欧洲各地,他们云集于此,如饥似渴地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那些翻译家来到托莱多之前不久,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Gerbertd Aurillac,公元945~1003年,即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II,任职999~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这些翻译家,它写到:“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事实上,自公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所谓的欧洲的“复兴”,又何尝不是穆斯林科学的传承。

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承前启后,独步中古。如果将《构建人性》加以引申,人们就会明确无误地看到,彼时其科学技术与文化水平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在科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正是通过广大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波斯的科学巨著得以矫正并保存。

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从阿拉伯语书写的科学巨著开始,点燃了复兴的火炬。如果没有崇尚科学的穆斯林的辛勤劳动,今天就不会有人看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了;因为中世纪笼罩在欧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几乎摧毁了一切古代希腊的科学文化典籍,尽管衰败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不要轻视阿拉伯帝国科学的作用——当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帝国几乎完全隔绝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经由当时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学基础的文艺复兴,正是始于欧洲的这些地方。

对此,《伊斯兰的遗产》有所佐证。该书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

但是,更有一些史学家力图歪曲史实,公然宣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这种蓄意抹杀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地位与成就的鼓噪,不是出于无知,就是缘于偏见,并且以后一种可能性最大。而事实是足以胜过诡辩的。

 

诸如奥托·纽格堡(OttoNeugebauer,1899~1990年,奥地利)与德拉姆伯瑞(Delambre,1749~1822年,法国)之类所谓的学者甚至走的更远。例如在他们的报告里,伊斯兰天文学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尽管那时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样俯瞰着大地,然而穆斯林好像从来不曾凝视过星空。而皮埃尔·杜希姆(Pierre Duhem,1861~1916年,法国)的态度则可谓是滑稽可笑了。按着他的逻辑,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天文学方面同时身兼两重身份——一是疯狂焚烧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书稿的暴徒,二是毫无建树地模仿希腊科学的抄写员。可是,一个抄写员如何能够眷抄一部已经投进烈焰的书稿?这就好比让皮埃尔·杜希姆先生用自己的脚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样困难。前文对穆斯林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谎言的戳穿,已足以令皮埃尔·杜希姆之类的“伪术士”在天真的读者面前被彻底揭去伪装的面皮。

此类荒唐的逻辑也不乏追随者,他们甚至企图使人类的天文学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这一步蛙跳几乎有1500年的距离。先后担任国英国欧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托马斯·陶特(Thomas Frederick Tout,1855~1929年)说:“看到还有人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时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十四时代,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头开始固然好,但是我们根本不能随意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跳跃过数百年,然后重新开始。”

约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11~1882年)在《欧洲知识发展史》一书中仗义执言说到:“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也在《西方哲学史》中批驳说:“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这是狭隘的偏见。” 在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年)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加长由这些名字组成的豪华的名单也并不是困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公元750~110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让我们回味一下乔治·萨顿的一句话的含义吧——“一个自以为是和虚伪的哲学家不可能理解伊斯兰的智慧,同样也应受到谴责。”

希提写到:“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区、波斯和埃及的国土后,阿拉伯人不仅占有一些地理上的地区,而且占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发祥地。沙漠的居民成为那些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渊源于希腊-罗马时代、波斯时代、法老时代和亚述-巴比伦时代的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也由他们继承下来……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他们所管辖的人民的合作和帮助之下,开始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学遗产……他们是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的俘虏的另一个例证。”作为人类文化遗产链条的重要一环,可见阿拉伯帝国的文明在包容性与多元性上堪称典范。他进一步写到:“在整个哈里发政府时代,叙利亚人,波斯人、埃及人等,作为新入教的穆斯林,或作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自始至终举着教学和科研的火炬,走在最前列……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

约翰·威廉·德雷珀还对伊斯兰科学的宽容加以赞扬,他指出:“在哈里发时期,学识渊博的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不仅受到应有的尊敬,而且被委以重任,提拔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智慧宫”中的著名翻译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公元809~873年,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兼翻译家与数学家)就是一名基督徒。这种做法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裁判所疯狂毁灭科学,残酷迫害追求知识的学者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前文引用的文献作者皆为研究历史或科学史的著名学者。另外,也有一些“大众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愿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学无术、胡说八道。

《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史的评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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