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飞:教门内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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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轻信现代性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正在有意或无意的使教门世俗化。历史之所以不那么乏味,是因为总会有一些情节戏剧性地重复上演。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一场宗教与现代精神的游戏中,而在近现代的欧美社会,基督徒们已在这场游戏中输得精光。我们眼前的这场游戏,除了现代性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汉语社会,这个社会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文化内容,关键是它也像基督徒那样在和现代精神大谈恋爱中(“五四”、“文革”)赔光了自己的家底,此时正迷茫地站在那里,不伦不类。如果我们不想在它们面前输光教门的本钱,那么,那些要在现代社会进行宗教改革的人就当应清楚自己正在干什么。

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人们通常会用这样一些戏剧性的话语来表达它:“上帝死了”(尼采)、“超自然者的隐遁”(贝格尔),还有“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上帝当然不会真的死了,只是这个时代要决心与上帝疏离。“世俗化”在拉丁语词源上包含着一层十分有趣的含义,就是撒旦的此岸世界。这个世界致力于祛除一切神圣色彩,摧毁所有传统,它总能让生于其间的宗教信仰者一不留神就做了撒旦的朋友。

卢克曼在回顾基督教与现代精神之间的那场游戏时,总结了两个概念,即“外在世俗化”和“内在世俗化”。也就是说,基督教不仅在外在的社会层面被否定而致社会非基督教化,即使在其自身内部也开始自我否定并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宗教改革。贝格尔说:传统宗教信仰不仅在普通人眼中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在许多仍然继续属于教会的人眼中也毫无意义了。这个论述对当下中国教门问题的意义在于,古老的伊斯兰体系,那些自先知时代就开始建构的内容:天启经典的神圣性,超自然的宗教认知,功修的形式及价值,以及传统教法体系的权威性等,这一切不但在普通民众眼中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那些应当很懂教门的阿訇、学者和知识分子眼中也毫无意义了。

这是因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宗教世界观被现代社会世界观取而代之。在现代社会,世界已经可以不需要造物主而存在,只要原子们能够在虚空中不厌其烦地碰撞下去;人则可以从生物慢慢地进化,尽管从猴子到人的过程会有点曲折。最为关键的是,虽然没有了上帝,但人们的生活看上去还不错。科学技术革命让人们尝到了甜头,这是基督教的中世纪所没有的,人们开始觉得牛顿要比上帝可靠,于是开始走无神的人本主义道路。宗教从此退出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坚守宗教世界观的人成了认识上的少数派。

无论如何,少数派都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位置。一个穆斯林来到北京天安门前,戴着头巾穿着长袍留着胡须,要么他自己会觉得难为情,要么他就会给别人造成恐慌。一位认识上的少数派,他的困境并不是因为多数派的不宽容,而是他的认识不被接受为知识。知识这个概念在知识社会学上指的是接受为或相信是知识的东西,但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上的认知,如创世、女人来源于男人的肋骨、天使和精灵的超验世界等,都被认为是些毫无科学根据的神话传说,并非知识。在这种处境下,除非他有坚强的意志,他能够让自己的信念失去一切社会支持——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这极为困难——如果他还在意别人的看法,但他又无力进行说服,那么他的信念很可能会分裂瓦解,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也开始变得不可靠。

当一位阿訇要为干旱祈雨时,如果他说不出其中的科学原理,更重要的是雨水并没有如期而至,那他对以后再次展示这种技能就会表现的很谨慎,他或许会事先参考一下天气预报的说法,或者开始怀疑这项知识的可靠性。祈雨失败在前现代社会中是信仰者的虔信程度、德行高低及由真主意志决定下的神秘宇宙秩序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它是一个真主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会让祈雨失败的阿訇倍感压力。如果他不能对此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他身后跟随礼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只要我们还想把芸芸众生从魔鬼的世界拉入真主的世界中,就必须去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但这种应对,不应该是对现代性的屈从和符合,不是根据现代人的看法在传统信仰领域进行自我清算,去走一条世俗化的道路。这是基督教的西方新教自由主义所走过的道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他们根据现代精神,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信仰进行修改。这种修改首先是一种翻译,就是将传统宗教语言翻译为与现代世界观相一致的话语,也就是一种对宗教的世俗化的诠释。蒂里希运用纯粹理性的方式来解释宗教,布尔特曼则用不受古人超自然神话观念影响的语言,去重新描述圣经的信息。宗教经过这种“翻译”后,几乎所有的超自然内容都被除掉了,最终退化为“神死神学”。

当下中国的教门也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新教化”。如果祈雨不成功,那就在教门中除掉这项内容。如果这项内容是圣训和经注记载的,那就对这些传统知识体系提出质疑、进行改革,至少还有古兰经。如果古兰经也记述了这项内容,那就对经文进行理性解释,直到它符合科学为止。在当下中国的教门中,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屈从的不仅是现代性,还有主流社会和本土文化。为了招来主体民族,他们放低门槛,修改规则。比如对阿拉伯文天启经典的神圣性和非穆斯林是否进火狱的讨论,如果不去在意现代社会和主体民族的看法,这在纯粹的教门领域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在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教门皈依事例,都不是通过放低门槛来实现的。历史上那些皈依的民族,如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尽管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化特色,但波斯语、突厥语都进行了阿拉伯语化,维吾尔语也是这样。所以,教门的发展从来都是真理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策略的问题。

贝格尔说:“神学对于所谓超自然者的隐遁的屈从,在多大程度上成功,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击败了自身。最终它代表的是神学以及体现神学传统的那些机制的自我消解”。这种论断对当下中国教门问题的意义在于,那些正在用理性根据现代精神对传统进行自我清算的人,无论如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无非是想表明,宗教对现代人仍然适用,并且能够对现代社会继续做出贡献。从策略上来讲,时代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对它的符合,此种解释或彼种解释,很快就会过时,这就是英格所说的,“娶时代精神为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个鳏夫”。从实质意义上来讲,他们对教门进行了韦伯所言的那种意义上的“除魅”,教门成了一个被掏空了宗教性的躯壳。关键是,一个世俗化了宗教还能否拯救灵魂?在审判日能够奏效的规则,很可能是传统所强调的那些内容。尽管传统会在历史上沾染很多“不良习俗”,但它毕竟是从先知时代一路走来,更何况它存在于一部完整的天启经典的监督下,至少比起依照现代精神所订立的那些新规则来要可靠一些。

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是我们的使命,但绝不是去走一条屈从现代性的世俗化道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孔子格言在这个问题上是那么的合理。教门的古老堤坝已经千疮百孔,那些致力于推行世俗化改革的人,在拆毁这座堤坝之前在他的身后最好有一座城池,以便承载芸芸众生。他事先要拥有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以便取代旧有的伊斯兰体系,而且应该比历代经训学者和法学家们那一套更经得起检验。他最好具有先知般的品质,能够十分自信地向世界宣布,他的道路将直达天国乐园,并拍着胸脯对追随者说:审判日不会有任何问题!

 李云飞

201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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