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街的张伯

提起北京的回回,人们自然会想起牛街。而提起牛街我就会想起张伯,在我心目中他似乎就代表着牛街。因为我和张伯有长达20年的忘年交,他身上有着太多的牛街记忆。

九十年代初,是我人生的谷底。多年的强直性脊柱炎让我直不起腰,又从高考那根独木桥上重重摔下来,我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自卑,自责,疾病难愈,前途无望。所有这些在心里翻来覆去,我常常彻夜难眠。人不顺时总爱怨天忧人,心也就慢慢封闭起来,跟家人无话,跟外人更无语。这样下去我真会垮掉。开斋节渐近,我举意能骑车去牛街礼尔德拜,祈求安拉改变我的境遇。平常我走路走不远,骑车还行,因为这样股骨头负重小些。母亲常说真主不屈人的愿望,那一天,真的实现了举意,我一大早洗过大净从家骑了近一小时的单车到了牛街,礼完尔德节拜后,我试图能在牛街附近找点事儿做,是真主援助到了,最后我在中国伊斯兰协会的经书流通处谋得一个当售货员的差事。120元的月薪,并且卖东西还有个凳子坐,简直让我欣喜若狂,这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经书流通处位于牛街地区的教子胡同与南横西街交汇处,离牛街礼拜寺也很近。经营的是穆斯林宗教和生活用品,以及经书,阿拉伯语教材。我专门负责卖书。我腼腆自卑的性格这时不得不面对来自本地和外地的多斯提们,在和形形色色的顾客交谈中我逐渐打开了心扉,猛的发现我毫不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缺乏的只是勇气。来来往往的客人中有学者,商人,学生,乡佬,也有礼拜的坊民。有的人几天来一次,也有些人几个月露次面。而每天能看到的身影只有张伯,他家就住在礼拜寺对面的门章胡同,每次礼完撇施尼,总要来我们这儿绕一圈,侃一通再回家。

他当时已年近70岁,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记忆中好像永远戴着那顶普通白色礼拜帽儿,骑着那辆28型凤凰牌旧自行车,车后搭着个军绿色布兜儿。一进门,不管我们这屋里有谁,都会被他的声音吸引过去。满嘴的京腔京韵,乍一听还以为是单口大王刘宝瑞。但说的内容你必须仔细听,方能捋出头绪。张伯说话从不做铺垫,如果你头一次接触他,听他讲话,好像是从中间欣赏一部电视连续剧,需细细品味,展开联想,才能把故事的轮廓慢慢地辨别清晰。

从王静斋到马坚又到陈克礼,从白崇禧到马本斋。聊起这些回回精英们的事迹张伯都如数家珍,讲得绘声绘色,他们是张伯永恒的话题。他讲有些虚伪学者的沽名钓誉,也讲普通穆民的轶闻趣事。有些是书上的,有些是他听来的,有些则是他的亲身经历。陈克礼住院时他曾去探望过,马坚教授家也拜访过好几回。现在的回回学者好象都跟他有过或多或少的来往。而他只是个牛街礼拜寺的寺师傅,身份不高,也算不上文化人。那么他凭什么跟这么多名人有来往,当时我也觉得是个谜。

跟他真正的接触始于他送给我一套书,当时我酷爱文学,总想通读一遍《一千零一夜》,在书店很难买齐,而且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如果能得到一整套纳训先生从阿语直接译的《一千零一夜》,简直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我跟流通处的同事聊过此事。李大姐是位土生土长的牛街姑娘,性格开朗,直言快语。“这事你得找张伯”,我羞涩地说:“那怎么好意思。”

那天张伯来了,李大姐说:“张伯,小李想要一套《一千零一夜》行吗?”张伯乐呵呵的说:“得嘞,下午给小李子拿一套过来。”我原本觉得复杂的事情竟如此简单地解决了。下午他又来了,送给我一套崭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82年出版的,纳老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每夜孜孜不倦地阅读。在那忧郁苦闷,孤独无助的日子里这套书确实给我平添了一份快乐和温暖。

 

不久我和张伯混得很熟,他在教门上对我有很大影响,虽然他的宗教知识有限,会的经也不多,但当时对于只会背清真言的我来说他是真正的大阿林。他教会我几个短素勒,并规范了我礼拜的动作。我心里暗自笑自己曾经的礼拜真有点儿滥竽充数。听说他文革期间坐过牢,我没经历过那段岁月,但我知道那是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按我当时不成熟的逻辑,凡在那时坐过牢的肯定是好人。还听说他在狱中坚持把斋礼拜,更加深了几分对他的敬意,也渐渐明白为啥有那么多的回族的学者,青年学生,各地的多斯提都喜欢跟他来往。他为人热情,对教门里的事儿更是尽心尽力。哪个学者缺份资料,哪位学生缺本教材,他都能想尽办法找来,或邮寄或托人捎,常常搭钱搭功夫,需求者大都有雪中送炭之感。我原以为张伯很有钱,第一次去他家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从心灵深处触动了我。

一天下班后在清真寺门口碰到他,他让我到家坐坐,我正想认识一下他的家门,便把车停在寺门口,随张伯绕过清真寺的影背墙向西拐进一个胡同儿。胡同儿很窄,有一米左右宽。七拐八拐走了三、四十米,前面豁然开朗,是条较宽的胡同,又走了没几步便到了他的院门口。这是个拥挤着住了十来户的大杂院。大家因需求而拓宽空间,早已把院子变成了一条狭窄的过道儿。最里面的一间就是张伯的家,门口生着炉子,炉子上面坐着个锅。他把我让进屋,这间屋顶多有十二平米,一张双人床就占了四分之一的空间。我猛然发现在床上被窝里蜷缩着一个老太太,眼睛似睁似闭,样子有点儿吓人。

 

90年代初出国留学成为一股浪潮,北京云集了成百上千的有闯劲儿的回族青年,他们怀揣梦想,远离家乡。分散在北大,一外,二外等有阿语专业的大学的培训班,或插班到本科里旁听。还有些自发地组织起学习班,凑钱请大学老师来授课。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自学阿拉伯语。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每天经营着阿语教材,音像制品。没顾客时就抱着书自学,不懂时就先用笔记下。等有买书的懂阿语的学生就向他们请教。流通处的马经理也很支持我,同意我把北外教课的录像带拿回家看。那时张伯每次来,见我在学阿语,总爱用开玩笑的方式鼓励我。我最记忆犹新的话就是“大翻译官,又学上了。”

在穆服社工作了一年半后。我感觉对阿语渐渐入门,便辞掉了工作,干脆专门去学阿语。这期间见张伯就少了,偶尔来牛街礼主麻也会碰到他。1993年,是我人生的转折,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获得了去阿联酋留学的机会,那心情就如同阿里巴巴念着芝麻开门打开宝藏时一样高兴。出国前我专门跑到张伯家,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他送了我一本《阿汉字典》留作纪念。并告诉我他也有好事儿。一位美籍牛街回回资助他去朝觐,正在运作。我想张伯朝觐的事儿欢喜程度上不亚于我留学的兴奋,我们互为对方高兴。

我是在阿联酋听说他朝了觐。他老伴也是在他朝觐期间无常的,对张伯来说可算问心无愧了,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一种解脱。后来见张伯的次数就更少了,97年我结婚后,和妻子一起去看过他,他依然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记得除了喜糖,我还给他买了两个羊腿。他说他不爱吃肉,让我拿回去,我让他给他的儿孙们吃,他才勉强留下。那一次我才知道他基本吃素,每天都喝小米粥。但他的身体一般人比不了,特别像我这种常年带病的年青人,倒不如他。那年他快80了我30出头。我俩之间发生了件至今让我难忘,让我羞愧,又让我无奈而尴尬的事。当时一位朋友寄存一箱书在张伯家,大概有50斤重。我去他家取。聊过天后我要走时却犯了难,我真的扛不起来,就算扛起来也不一定能走路。张伯看出我的心思。说他来扛,一下子把一箱子书扛在肩上。我尾随着他走出院儿。心中充满了羞愧。院门口有几个老人在乘凉,他们跟张伯打着招呼,我不敢抬眼看他们,羞愧之情无形中又平添了几分。张伯并不歇手,径直朝那个狭窄的通往正街的小胡同走去。我继续跟随着他高大的背影,突然隐约听见有人嘀咕:一个大小伙子让一个老人扛着……当时若有个地缝儿真想钻进去。

 

我是2000年回的国,说来惭愧我没能像张伯说的那样成为个大翻译官,而成为了个小小的翻译,但在我职业生涯中确实前进了一大步,后来又下海经商,经过几年的奋斗我按揭在牛街地区的教子胡同买了房,张伯也因拆迁补偿住进牛街西里两室一厅的新居。离的这么近,本应该多走动些,但我们见面并不是很多,偶尔在街上或礼主麻时遇到他,他依然讲着他的故事,依然还能骑自行车,只是28型男车改成24型女车了,毕竟岁月不饶人,腿脚笨重了许多,但精神却依旧。每次与他聊天,我发现我再不像以前那样专注地听张伯讲述了,是我知识丰富了,还是为还房贷满脑子尽想着挣钱,还是别的事儿占据了思路。总觉得有几个电话要回,几个约会要赴,几个客户在等着我。于是打断张伯的话,借故匆匆离去。

一天我去医院拿药,一名小护士叫我叔叔,才感到不觉间我已到了不惑之年,也不知不惑的意思是不困惑还是不被迷惑。反正不惑之年应该是人生最清醒的阶段。我清醒吗?不知道,这个时代是浮躁的,人也是浮躁的,我无奈地随波逐流,这几年生活地确实匆匆忙忙,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我走,无法停下来。我想这只手大概是物欲吧。

这一夜我又失眠了,想了很多事,这几年我的同学和相同年龄的朋友中,有换肝换肾的,也有英年早逝的。他们在事业上还都小有作为,经济上也很富裕。每日山珍海味,忙于应酬,生活没规律,人生也无章法。我跟他们不也有相似之处吗?腰比过去又弯了许多。再想想张伯大概快九十了,一口好牙,一副好身板儿,一生没有大的作为,平平淡淡,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活着,生活上一辈子喝小米粥,骑自行车,看似简单,却一直遵循着养生之道。骑车印证了那句话:生命在于运动。而小米中医认为它是最好的食物,中国人的祖先用它来祭祀谷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靠它加步枪建立了新中国。社稷的稷就是小米的意思,社稷最后引申为国家的意思,可见其重要性。信仰上他笃信虔诚,恪守五功,行走在真主的大道上。人来顿亚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张伯也许才是真正的智者。穆圣说:穆民是穆民的一面镜子。张伯这二十年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我举意明天一定放下手中的工作

去看看他老人家,耐心地去倾听他讲述教门里的事儿,回回精英们的故事。不管我以前听过多少遍,不管我已知道,一定要专注地听。一定!

第二天,我备了份礼物去看了张伯,我们教内教外,谈古论今聊了很久很久,除了他又讲了些我以前听过的他坎坷的经历外,还真有些新鲜事儿和以前从未涉及的话题。他流露出我是他心中最惦念的几个回回年轻人之一,我笑着说我已不年轻了,他说在他眼里我永远都是孩子。并笑着说等他归真时一定让我给他站“者那则”。我听后几乎落泪,顿感我在他心中的分量不轻。

离开他家后我释然了,多好的老人啊!是啊!我们优秀而苦难的回回民族造就了多少象张伯这样坚韧不拔的普通穆民,无论处境顺逆,总能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喜悦心,感赞真主,笑对顿亚。

 

【作者简介:李海钦曾留学阿联酋艾茵伊斯兰学院和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大学。在沙特驻华大使馆任翻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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