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



昆明永宁清真寺门楼。

翻开历史的篇章,底蕴深厚的云南伊斯兰教史跃然纸上。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云南的年代,有两种说法:“唐代传入说”和“元代传入说”。“唐代传入说”因可证的史料不够充分,至今尚难定论。史学界一般认为,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统帅蒙回精兵10万,令名将兀良合台总督军事,从甘肃经四川收复大理国,同年十二月统一云南,留兀良合台戍守云南,此为元代大批回族进入云南之始,也为伊斯兰教传入云南之始。

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代杰出的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被元世祖忽必烈选派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先后有大批回族随他而来,开展南疆建设,安家立业。赛典赤以政治家和宗教世家的身份,在云南施行设路府、统政体、兴水利、均赋税、建义仓、开驿道、建孔庙、立义学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同时,在云南传播伊斯兰教。相传,赛典赤曾在鄯阐(今昆明)创建清真寺12座。据《云南通志》记载,现昆明正义路上的南城清真寺和金碧路上的永宁清真寺,均为赛典赤所建。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云南时,看到昆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马可・波罗首先提到“有回教徒”,由此可推测元代云南境内穆斯林人数众多的情况。

据史书记载,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明王朝大批征调军队,且组织民力和商人在云南各地开展军屯、民屯和商屯,中原及江南一带的回族大量随军而来,成为自元代之后的回族第二次大规模入滇。据云南的地方志和碑刻记载,明代,今昆明及其以西的楚雄、大理、巍山、永平、保山、腾冲,昆明以南的玉溪、通海、华宁、开远、个旧、建水、石屏、弥勒、砚山,昆明以东的嵩明、寻甸、沾益、曲靖等地,均有回族聚居区,已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定居点。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又有大批回族军士、移民和商人进入云南,回族人口增加,使伊斯兰教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清朝以来,云南伊斯兰教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向本土化方向发展,开始形成了具有多民族地方特色的云南伊斯兰教。其表现为:一方面是经堂教育的演变和云南学派的形成,汉文译著经典的出现和学术活动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奉行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愈演愈烈,特别是清代后期清政府对云南回族起义的镇压,阻碍了云南回族的发展,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由此遭受打击。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率领的“回民起义”失败后,云南回族被迫开始了大范围的迁徙活动,这种状况一方面加剧了云南穆斯林在分布上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回族大范围的迁徙,也将伊斯兰教保存下来,带到了全省各地,甚至带到了与云南相邻的缅甸、暹罗(泰国)等其他国家。

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走向社会,致力于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实行宗教改良,建立宗教团体,积极创办发行中文报刊,兴办新式学校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造就了伊斯兰文化的新气象和新的发展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据1955年统计,云南省有清真寺490余所,阿訇1300余人。“文革”中,云南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清真寺或被关或被占或被拆,伊斯兰教典籍被烧毁,穆斯林受到歧视和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云南伊斯兰教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1984年,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成立。1987年,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创办。迄今为止,云南有66.1万名伊斯兰教信教公民,有2259名教职人员,恢复和开放了853所清真寺和固定活动场所,基本满足了穆斯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8600多人次穆斯林已到沙特阿拉伯朝觐;94名穆斯林到海外留学学成归来。云南广大的穆斯林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云南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作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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