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不死

5月14日,一名8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婴儿吸入以色列催泪瓦斯而死亡

1

在《神的历史》一书中,凯伦·阿姆斯特朗引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天,德军盖世太保吊死了一个小孩。甚至黑衫党(SS,德国秘密警察)也对在成千旁观者前吊死一名年轻男孩的景象感到不安。……一名囚犯问道:“神在哪里?他在哪里?”那个孩子半个小时后才断气,其间囚犯们被迫要看着他的脸。同样的人又问道:“神现在何处?”而威瑟尔则在心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出这样的答案:“他在这里——他在这绞刑台上被绞死了。”

凯伦·阿姆斯特朗引用这个故事的意图,在于揭示:在极端的邪恶和残酷的受难中,锡安山教徒是如何终结传统神学、并判处神死刑的。另一则故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人团体,真的举行了一场对神的审判、最后判处死刑的活动。凯伦的结论是:锡安山教徒不再需要神,他自己就是造物者。

凯伦书中的“锡安山教徒”,又译作:犹太复国主义者。

而在NAKBAH(大破局、大惨剧)的前一日,透过新闻镜头,在全人类的注视下,锡安山教徒杀死了至少59个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被杀死的不只是59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只是59个族属或宗教意义上的巴勒斯坦人,被杀死的同时也是59个和平。——作出这个结论时,我们心里沉稳如铁。和平不是躲在家里等死。

然而,我们并不会因此说:和平死了。

非但我们并不因此说“和平死了”,相反,因着这59名和平者的死,我们更愿意相信:世界和平,增添了新的生机。我们看见:和平的血,汩汩渗入大地,滋润、培育着更大的、更临近的和平。

这并不仅仅源于我们的宗教修养,更出自我们对于人类的不屈服、不绝望,和处在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更极端、更残酷的邪恶与受难之中不变态精神的信任。同时,也建立于我们对历史的领悟:人类的命运,有一部分是被注定了要作为牺牲。但这并不能证实历史创作者的冷酷,也不能证实作为牺牲的人类之命运的无意义。历史是一体的,就如人类一体。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导论第一章中全部的论述就是为了证实历史的连续性:世界如人身,脉络是一体。今天作为牺牲贡献于历史的人类之生命,在未来的历史中是有价值的。那么,一部分人类被注定作为历史的牺牲,便不但不是出于历史创作者的冷酷,更可能是出自他的垂爱。为历史进步而作牺牲的人类之生命,是被历史延续不灭的——“你们不要说在和平的路上被残杀者是死的,不,他们是活着的,只是你们不觉悟。”

直到我们自身在未来某一天,成为新的五十九分之一,我们也不能相信:历史会永远不变地这样坠落下去。更不会相信神已经死了。——“我们是等待着的,你们也同我们一起等待吧!”

2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不到5年,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已是70年。

借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话就是:“在所有让人苦涩不堪的历史讽刺中,最能反映人性邪恶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在本民族遭受过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迫害之后,竟然立即牺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阿拉伯人唯一冒犯犹太人的地方,不过是巴勒斯坦乃是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若说短短五年的受难,便能使一个自称独占上帝特殊恩宠的人群精神被褫夺至此、心理扭曲如是,那么,处在更骇人听闻的迫害之下七十年的巴勒斯坦人呢?

身在如巴勒斯坦集中营的人们,渴望死的冲动是日常。作为正常人类的精神,如果说运用忍耐尚能承受甚至极端残酷的身体磨难,那么,人很难运用忍耐来抵御精神的凌辱。或者说,正常人类首先不能忍受的是迫害之中包含的凌辱,会被自己的怯懦和屈服刺激到渴望一死表达反抗。人更难平静承受凌辱,人很难克服自己对死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比杀戮更残酷”,这就解释了NAKBAH前一日59名烈士和五千九百名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行为。这也证实了巴勒斯坦人的人类精神健全——是的,人是不可凌辱的,人是不能屈服于邪恶的。这是人类精神中最珍贵、最富光华的部分。

美国政府的迁馆行为,正是一种凌辱行为。

若说1917年12月9日的侵略军总司令艾伦尚能接受耶路撒冷市长的体面投降、尚能在入城仪式上下马进城,哪怕伪装,尚能保持那么一丝人类精神的古典传统,那么,2018年5月14日的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刻意选择了巴勒斯坦人NAKBAH前一天的日子,将一座象征着人类文明源头、三大宗教的神圣之地作为私人礼品,当着全人类的面私相授受——则是一种完全而彻底的凌辱行为。这个凌辱行为并不单单是针对巴勒斯坦人和全世界穆斯林的羞辱,也不单单只是对圣地和宗教的亵渎,实质上,这个行为是对人类精神的邪恶辱弄,和放肆挑战。

换句话说,巴勒斯坦人是在为捍卫人类精神而战,是在为全人类而死。

而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将非凡的耶路撒冷城作为国际嫖客与婊子之间的情感筹码私相授受,邪恶水平甚至超过《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和《贝尔福宣言》,他们两人也将代表着人类精神博弈的一极而进入历史,见证人性之恶的新高度。

对这一凌辱行为表达抗议,并为之而死——即是对和平的追求,并为之牺牲。

3

同样在《神的历史》这部书中,凯伦·阿姆斯特朗还引用了另外一名犹太教士、也是以色列“极右”(Far Right)阵线最极端的成员卡哈那的一段言论:

犹太教不存在数个信息,信息只是一个。就是做神要做的事情。有时候神要我们参战,有时候要我们和平生活……但信息只有一个:神要我们来到这里创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为此,“犹太教基教派分子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和加沙走廊定居下来,誓言要将境内的阿拉伯居民驱逐出去,必要是还将使用暴力。因此,他们相信自己已为即将到来的弥赛亚降临铺好了路。”——这一节,是凯伦针对“基本教义派”而论的。她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宗教形式中,基教派乃是极端简化的一种信仰。实际上不止极端简化,也是极端危险的一种信仰。

什么是和平?甚至超过接连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和追问似乎尤其迫切。依照无论何种宗教的基本教义派分子的思路和逻辑,要遵照“神”的旨意,要运用包括驱逐、杀戮、迫害在内的一切暴力手段,誓必要将一切非我同类者消灭干净、实现万教归一方可罢手——那么此刻,和平二字又从何谈起?和平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追求不同人群之间实现非斗争相处吗?既已“大同”,谈何和平!

对于那位犹太教士卡哈那的言论,凯伦·阿姆斯特朗评论道:这把犹太人千百年来的发展一笔抹杀,又回归到约书亚书中申命记作者的观点了。因此听到这种让“神”否定其他民族人权之亵渎言语的人们,会认为愈早把“他”(指神)除掉愈好,就不令人惊讶了。——这就是对于一切基教派的报应。

其实基教派并非仅存于宗教,极端世俗化同样是一种基教派。事实上,视宗教为大敌的世俗化基教派,不仅是对“世俗化”极端简化的一种信仰,在实践上常常更为暴虐,和危险。而在这个世纪里,一个以和平命名的宗教却被视作影响地区稳定、威胁世界和平的头号危险。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这个世纪不正是一个指鹿为马、空前文明的野蛮时代吗?“和平”在今天可真是一个无限有趣的思辨。

刚刚发生的、NAKBAH七十周年前夕的血尚未冷的“新闻”,正从两个极端同时诠释着“和平”这个人类命题。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总统和59名手无寸铁的死难者,双方提出的问题,考验的不是今天人类的智力、甚至不是道德,而只是常识。

人的身躯可以倒下,但和平是不死的。最后,我们以一位巴勒斯坦人的话,来祭奠59名和平烈士,同时回答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两位拥有权杖的人:

振作起来,不要绝望。历史还未走到尽头。我们的血管中还有热血,我们的肺叶里还有空气,我们的子宫里还有灿烂的灵魂——而他们只有冰冷钢铁制造的死亡机器、道德缺失的谎言,他们不能、也不可能战胜那些为自由而勇敢战斗的赤裸裸的心和空荡荡的胃。

——苏珊·阿布哈瓦

急就于2018年5月15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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